麻省理工学院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25800家技术依托企业，校友公司每年创造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这些闪亮的成绩都来源于麻省理工特有的“创新创业模式”。

■文/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下简称MIT）的科学研究成就已经广为人知。到目前为止，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2009年，美国Kauffman基金会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MIT创新创业的调研报告。这份历时6年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以MIT技术为依托的公司共有25800家，并且每年还以数百家的速度在增加。2009年，MIT校友公司共创造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如果这些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则可在世界上位列第11位。

MIT创新创业的魅力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希望学习技术、科学和管理的全球学子。学成之后，他们正在用行动改变世界。在中国，张朝阳创办了互联网公司搜狐、中国台湾的黄德慈创办了供应链服务商新聚思公司等。这些公司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影响全球的“双创”模式

通常大学由于资源和精力有限，很难兼顾创新与创业，所以创业型大学往往在科学创新方面实力不足。但MIT的经验表明，一个致力于服务社会的大学不仅能够在创业方面独树一帜，还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引领前沿。MIT是如何做到的？

反线性模式与复合型人才

在19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技术经济、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广泛进入生产领域。

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战后人口激增，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面向实际、为社会服务的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MIT也是其中之一，随后迅速成长，最终成为创业型大学的标杆。之所以能够成为标杆，是因为MIT不仅能创业，更能创新！

MIT的科学研究与创业一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成就的取得，源于MIT创办时的理念：一种全新的、与企业相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学，她的目标是更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

在研究模式上，一般的大学走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这一线性模式。而MIT除了遵循上述模式之外，更多关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根据这一实际问题反向溯源，从基础学术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实际应用，走的是一种反线性模式，即“解决问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MIT培养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而是大量优秀的、复合型人才。欧洲，尤其是英国，在战后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和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技术学院的发展。技术学院注重为工业发展服务，主要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熟练技术工人。与此不同的是，MIT培养的主要是具有广博科学素养的应用型科学人才，或者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创业者。

这种有着深厚内涵和底蕴的创新创业模式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MIT已经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基地，是世界创业型大学争相学习的对象。尽管MIT创新创业的经济影响非常突出，但该模式更能彰显社会影响力。包括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美国，制订了高校科技创新规划，把高校科技创新创业视为科技立国的重要支柱。

技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在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地区和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与市场”两张皮！该问题是创业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而MIT有着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科技成果转换程序，能够实现技术与市场的

完美结合。

首先，MIT鼓励师生进行研究与创新。MIT认为创业的源泉在于知识与创新，因此，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学业，提高自身的学术科研水平。在此过程中根据社会的需求，甚至是想象未来的需求，将创新转化为商业并付诸实践。

其次，MIT为创新创业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平台，如技术许可办公室、创业中心、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发展创业家项目和跨学科研究中心等都促进了MIT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这些鼓励创新创业的平台能够忠实地代表学校和师生的利益，不仅使学校的创造发明数量明显增长，而且大大促进了技术成果的转化，进一步激发了MIT人创新创业的激情。

MIT的创新创业文化和氛围吸引了众多风险资本与知名企业的目光，纷纷提供资助和支持。譬如，MIT媒体实验室90%左右的经费来自企业界，当媒体实验室做出相应的研究成果后，资助的企业拥有优先获得专利的权利，企业有什么需求也可委托实验室进行研究。当实验室希望进行产品初步样品的制造时，企业将为之提供材料甚至为其制造样品。这种完美结合机制让科学研究和创业以及实际应用实现了有机结合。这是值得许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习的地方。

政产学研的无缝对接

MIT开创了以高校为主导的大学、政府、产业联合的创新创业模式，它因此在美国学术界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该模式中，MIT实现了在科学研究、实际应用、教学以及学校收益的最优组合。这一“大学-产业-政府”模式被亨利·埃茨科维茨教授称为“三螺旋模型”。即MIT与产业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建立了新型交叉的互补关系，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性或“场依存性”。为此，MIT始终把产、学、研活动视为一而三、三而一的活动——在时间上同时进行，在空间上并列开展。

一方面，MIT通过接受政府、产业界的资助以及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来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MIT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政府、社会培养人才和输送科研成果，为本地产业升级服务，不断创造新公司和新产业，服务当地经济。

在这一政产学研的模式中，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MIT的互动是其最初发展壮大的基础。政府事先提出相应的需求，并提供资金资助，而MIT往往能超乎想象地出色完成任务。

例如，1972年，为寻求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新途径，MIT建立了能源实验室。近年来，MIT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如21世纪能源中心、燃料电池实验室、航空系统实验室、空气压缩设计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的建立都与联邦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联邦政府的合作，MIT不仅发展了其自身的学科，提高了科研水平，而且衍生出了许多服务社会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又不断被产业界所接受，进一步拓宽了MIT的发展空间。

麻州政府与MIT的互动也获得了双赢的效果。州政府除了为MIT赠地之外，还会根据本地科技、经济的发展要求，采取直接注资以及设立相应的研究基金来资助MIT开展研究。MIT的校友多数选择在本地创业，麻州便从人才落地、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越发紧密的产业联盟

MIT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是其创新创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最初，MIT通过企业咨询、专利技术转让、直接参与创办企业等方式与实业界联系得非常紧密。建校之初，MIT将知识创新融入企业的主要方式是为解决工业企业中的技术难题而提供咨询服务。参与咨询服务的教授们又把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知识带回课堂，促进教学，使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和实用。咨询服务与MIT创办时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还能获得企业家的捐赠，教授们也因此提高了收入。MIT有专设的“产业联盟”部门来推进与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直到今天，该计划仍然运行良好。

随后，MIT开始向企业提供发明专利，以专利为资本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去。同样，MIT设有专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通过技术专利许可政策使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最终，MIT的老师和学生以各种形式直接创办企业，并由此形成了MIT特有的创业文化。

MIT人认为，作为MIT的一员，你做出许多创新成果是理所当然的；当你通过创业实现这些成果的价值时，大家才会真正佩服你。在MIT，学校对创新创业始终抱着开放和赞许的态度，对创业者给予莫大的支持，老师和学生参与创业不仅合规，更能赢得尊敬和羡慕。

窘境中的中国创新产权

不断创新是企业保持基业常青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和欧洲能够基业常青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技术创新促使企业的业务组合不断变更，从而避免产业被淘汰的风险。比如，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通用电气公司，依然能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医疗器械、飞机引擎、金融服务、传媒服务等领域引领行业发展，这与其创新创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依赖症下的微创新

对比之下，中国企业存在技术依赖症。中国多数重工行业都是通过合资或者技术引进成立的。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依靠进口，甚至连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都很少。中国的几大汽车生产厂商基本上是依靠合资方的技术和品牌在生产和销售。通过合资，中国汽车企业可以站在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肩膀上，整合全球资源，短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能。

相对于独立研发和长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来说，通过合资引进产品冒的风险小，而拿着别人的技术和品牌都已经成熟的产品，经过简单组装生产就能投放市场，对以赚取短期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来说是不错的选择；这种合资模式的负面效应是容易导致技术依赖，从而造成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越来越淡薄。

中国企业的创新多集中在外围创新领域，很少涉及工艺创新。基础创新的主体是政府和高校，而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存在的使命是用技术服务民众。不可否认，中国有技术创新，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创新。

但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大多围绕改变产品的颜色、外观和形状，增加或减少一些功能等展开的，这些创新绝大多数属于外围创新。目前，很少有中国企业涉及工艺创新，涉及基础创新领域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外围创新比较容易被模仿，再加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技术实力相当，所以竞争大多表现为“价格战”。

中国到底缺不缺创新？

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创新，还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创新。那么，中国到底缺不缺创新？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降为0.4%。

虽然农耕文明时期的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中国对基于这些发明的开发却不尽如人意。指南针的发明，最初主要用来占卜。而火药的发明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用来制作烟花爆竹。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将四大发明进行持续的开发，致使西方国家使用着指南针、运载着枪炮和火药，把中国瓜分？

所以，创新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是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能力。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但其对这些发明的持续开发显然是不足的。近现代中国又有什么发明可以誉满全球呢？

至此，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到底缺不缺少创新，而是如何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培养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从全球趋势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最核心内涵。

知识产权的保护、释放与共享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创业是知识的创造、运用，并且转化成财富，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推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方式，所以必须围绕知识的保护，采取各种措施。

对内强调知识的创造，强调创新；对外强调对知识财富的保护。无论是知识的创造、激励创新，还是对知识的保护，都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当前，中国创新主体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偏少、质量偏低，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政府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原因。

保护知识产权并不是最终目的，释放、共享和传播知识产权才是最终目标。因此，国家在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法时，一定要避免限制基本学术知识的共享与传播。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期刊和著作都掌握在企业集团手中或高校的图书馆内。鉴于网络的发展和电子阅读的推广，知识基本上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共享。可是，几乎所有的数据库资源都是收费的，有碍于学术知识的自由传播。为此，美国网际网络积极行动者亚伦·斯沃茨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唤网络自由和知识共享。通过知识的自由流动和共享，促进知识推进和技术创新，为国家的创新创业体系搭建广阔的知识平台。

政府需要为创新创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对创新创业的行为进行规范，理清政府、高校和创新者之间的产权归属。从税收制度方面，保护企业创新的动力，利用税收杠杆推动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领域。建立法制环境的保障，是政府应该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企业必须创新，因为不创新就没有竞争力，就会被淘汰。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