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陈 帅 董指导 2021-01-14 13:49:00
摘要: 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里面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 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反之,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跃入眼帘。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便利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2019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

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 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简而言之,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博世等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市场。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源,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派“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着全球1/4以上的产能。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成为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就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第二回合

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的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 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但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5个国家斡旋后,这座“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100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

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出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的口号,3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仅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这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害,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到来。

第三回合

复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 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8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领域,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

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

韩国布局4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杆,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2020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

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

“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2015年,三星投资2 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 (Laguna) 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

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

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

改造西部

基建狂魔逆天改命

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

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

成本归结起来,有5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税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了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地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

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千瓦/时,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工程造价也高达1 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

在中国西南地区,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相继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4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2、第3、第7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地区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地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成本打平,并且依旧在以每年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另一张牌,则是通过改善交通,来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地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 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7位,超过江苏,贵州有超过1 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千瓦/时,如果每千瓦/时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方面的成本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

可预见的未来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成为世界级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在企业的表现中,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所以,要想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就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切削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眼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4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国人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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