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日用品造假成产业链,惩罚只是“小意思”?
梁周倩 2017-03-18 14:20:00

非法经营额认定为数百万的制假售假案,同样是罚金少、判刑轻。

假冒的海飞丝、飘柔、潘婷等洗发水,批发价仅6元

2017年初,天津独流镇在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皆知的假调味料基地。鸡精含致癌物、豉油用工业盐,就连一些香料也是回收用过的八角、花椒制成。据估计,当地至少有50间造假工场,年产值以亿元人民币计,并已运作长达十多年,制成的假调味料销往全国多地。

然而,对自嘲为“元素周期表”的中国人而言,并不只有食品制假如此触目惊心。“激素面膜”、“勾兑洗衣液”、“贴牌假毛巾”……并不起眼的日用品类也成为假货滋生的温床,甚至渗透到更广的区域和渠道中。

在2015年的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中,上海市统计局给被调查人员发放的两条装毛巾礼盒竟是假货,造假者黄某最终伏法,但这一事件只是日用品假货的冰山一角。

价格低廉、真假难辨、损害并不显著,比起要吃下肚的食品,消费者对于日用品假货的容忍度似乎要高得多。孰不知,在另一个阴暗面,越来越“逼真”的假货已经形成一条完整周密的黑色产业链,迅速侵蚀市场,而深受其害的品牌商们正在孤军奋战。

打倒一个,重生一群,赤手空拳的品牌商们如何应对永远灭不完的假货?记者与深受其扰的品牌商聊了聊,试图找到其中的出口。

品牌打假人:对制假者既痛恨又同情

几个蓝色的塑料大桶杂乱堆放在院子里,简易平房的窗户紧闭,连门口都挂着旧棉门帘。直到晚上,昏暗的房子里才开始有响声。

自来水、香精、洗衣精、高泡精、黏稠剂等按配方比例勾兑,然后灌装、封口,一瓶山寨版的蓝月亮洗衣液就诞生了。据称,3个人一晚上就可以生产200箱3kg×4瓶蓝月亮。

在石家庄深泽县,一个名为耿庄的村子里有近40家大小日化企业,大致分皂类和洗涤液两种生产类别。这个40年前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的前身)起家的“日化专业村”,如今已沦为靠造假获利的地下工厂聚集地。用地沟油加工皂类日化品,用非法添加物勾兑洗涤液,上千箱假货每天都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据2016年7月《法制晚报》记者的实地探访,该地的造假已经形成专业化一条龙,甚至分工明确,不出村就能购齐包装桶、香精、洗衣精等所有制假所需材料。以蓝月亮洗衣液为例,生产一桶3kg的洗衣液的成本仅需4元,其销往北京市场的产品,进超市的一款卖到10元,真品则要卖到40元左右。

耿庄村内的假蓝月亮洗衣液制造点

与此前屡屡被曝光的“一元面膜”、“激素化妆品”等不同的是,日用品假货对消费者并没有最直接的、肉眼可见的伤害,价格低廉、造假门槛低、真假难辨,这些因素使得肥皂、牙膏、洗涤剂、毛巾等日用品的假货更为泛滥。对品牌商来说,造假窝点多、范围广、取证困难等打假难题让他们束手无策。

在河北省的某个村庄里,任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村民们关起来了。

作为某国产家纺品牌的打假人,任强此行的任务是带着当地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去村庄里的制假窝点搜索假货——这是品牌打假的最关键证据。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家庭式的地下作坊和当地村民出奇一致的团结让他们寸步难行。

“那里非常贫穷,都是老人孩子,一大家子坐在院子里干活,我们进去之后,不是被关起来就是被赶走,经常被一些老人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任强回忆道,还记得上一次,几个村民拿着棍子和石头,叫嚣着要拦住他们的车。

“其实也能理解,我们要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肯定不干。”任强哭笑不得,甚至有些同情。他告诉记者,现在市场的大形势不好,很多家纺工厂都被迫倒闭。这些作坊和工厂参与制假,其实并不能获取高额利润,有些甚至被中间商压榨到只能赚点糊口钱。用他们的话来说,做假货 “只是为了有活干,能活下去。”

曾经的“山寨”,如今的高仿

从2012年到现在,任强在公司的打假团队已经整整5年了。

“越来越棘手”,这句话任强已经听到耳朵起了茧子。这个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市场走访调查,或是在接到举报后,找制售假点的当地工商局、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配合取证查处。任强告诉记者,高峰期的时候,打假团队扩张到了20多个人,“全国各地跑”。

假货的数量之多并不是任强感到棘手的唯一问题,越来越专业的造假技术,让“火眼金睛”的他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洗标、商标、甚至手感都高度相似,凭肉眼已经无法轻易下定论,染料的好坏、棉花的好坏,任强只能通过化学检测来判定,而这就意味着打假的困难等级又上了一层。

从过去粗制滥造的“山寨货”,到现在连二维码都和真货一样的”高仿品“,甚至是颜色和气味也做了相似处理的“精仿品”,假货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任强告诉记者,公司对于防伪的投入逐年增加,二维码扫一扫、短信验证等等防伪办法都很容易被造假者攻克。“我们甚至加大成本,偷偷对洗标进行了细节的加工升级,来帮助我们判别真假,但是立马就有新的假货跟上来。”

据了解,假货的高低仿程度往往由销路决定。

以耿庄村生产的假蓝月亮洗衣液为例,就分为高、中、低三档。以销售量最大的3kg桶装为例,低档,也称普通仿,每桶8元,一箱32元,销售对象主要是偏远的农村,外观、包装材料稍差;中档,也称高仿,每箱38元-40元,外观、包装与真品在外观上非常接近,不经常使用蓝月亮洗涤用品的人很难区分,主要进入城乡结合部等一般超市;高档,也有称精仿,更注重液体颜色和气味。

在当下,往往是那些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知名品牌深受假货之害,特别是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快消企业旗下的品牌。高额的品牌溢价让造假者不惜前赴后继,他们普遍选择销量大、受欢迎的商品进行高仿甚至精仿,这些商品基本处于中低端价位,且流通率高。

2016年6月、7月、9月,就分别有安徽黄山和广西北海市的工商局通报查获假“奥妙”洗衣液、金纺衣物护理剂等,涉案金额近20万元,重量以吨计。据悉,联合利华方面的厂家打假人员对侵权假冒洗衣液进行鉴别:外包装与正品包装设计基本相同,要通过商品的代码才能鉴别出真伪,造假技术可称“以假乱真”,消费者几乎难以分辨。

2015年,《新京报》的一篇打假报道中,专业的“高仿”公司报价单有7种假货分类 ,同一种商品(以200ml装仿海飞丝洗发水为例)分为特质、精仿、高档、A货、B货、C货、快销7类。其价格为每箱(24瓶)180元到75元不等。而特质跟快销级别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配方的配比度,该公司人员推销称“特质的配比度与海飞丝真品配比度几乎一模一样”。

罚得少、判得轻,假货如何“一锅端”?

对于大多数品牌商来说,将制假售假者告上法庭并不意味着打假的成功。

以知名的国产毛巾品牌洁丽雅为例,公开资料显示,由洁丽雅公司联合全国各地工商部门查处的制、售假冒“洁丽雅”毛巾商标案件多达上百起,委托律师事务所对终端售假门店进行诉讼打假已有2000多家。而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10余起。

洁丽雅毛巾

在洁丽雅已经宣判的案件中,即使非法经营数额高达数百万元,也大多只罚了数万元,最高仅占涉案金额的不到10%,并且这些罚金并不归洁丽雅公司所有。而对于制售假者,多数也只是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适用了缓刑。

在这些案件中,最为知名的恐怕就是“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赠送毛巾假货案”了,据报道,这起造假案中的核心人物黄某将70余万条无牌毛巾贴上“洁丽雅”商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金额达561.3万元。2016年6月,上海三中院一审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洁丽雅公司董事局主席石昌佳表示,该案涉案金额高达561万元,是近年来家纺毛巾行业金额最大的假冒案件,涉及上海36万人口抽查对象,社会影响堪称恶劣。对于“缓刑四年”的判决,洁丽雅方面认为量刑过轻,因此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申诉。

洁丽雅的遭遇并非个例。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2016年打假数据,阿里用大数据加人工复检方式,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受理其中的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件,只占十分之一,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售假有罪判决不足0.7%,80%还判了缓刑。去年工商行政处罚的200例制假贩假案件中,平均罚款额不到10万元。

诚然,犯罪成本和惩罚额度过低是假货温床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假货的出现是商业社会、自由市场逐利属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国内关于制假售假惩治的法律条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滞后的问题。

目前现行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入罪标准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这个5万元的死数字是1997年确定的。在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显然无法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匹配。

2017年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3月7日,马云在新浪微博发出长文,再次表明阿里将推动加重刑法处罚力度以治理假货的决心。他表示,“打假很难孤军奋战,凭任何一家公司之力无法根除假货顽疾。目前法律体系的滞后更是对假货行为构不成威慑,也为权力寻租留出了巨大空间,而治理假货,需要全社会的合力、需要各方的协同,更需要法治的完善的基石,法治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费者打假,谁都不应该置身事外。”

治理假货也成为本届两会期间热点议题,舆论高度关注制售假案刑罚不足、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导致制假公开化产业化的问题。企业界普遍提出应加重刑罚以根治假货:柳传志两度发文,将假货上升到影响中国企业家集体形象以及中国制造的未来的高度;雷军在人大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表示深受假货危害,强烈附议马云呼吁。

两会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已率先对假货治理问题作出回应。在3月10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像抓酒驾那样打假”的呼吁,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逐渐减少的方法。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http://t.kanshangjie.com/r4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像抓酒驾一样打假,那些制假售假的“老司机们”,又会何去何从?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任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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