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重新在网上说话，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忽然动了一下。

水面当然不会平静。有人说他看透周期、全身而退，有人说他精致利己、跑得漂亮。“海南”“万通”“SOHO”“套现”“离场” ……旧词像南方雨季里返潮的墙皮，从时间的墙上纷纷剥落。

30 多年前，海南是这样的河口 ：空气里有盐味、汗味、钞票味，还有一种更迷 人的味道，叫“来得及”。规则还没完全长好，机会已经抢先发芽。聪明人听见风声，胆大的人跳进水里，更多人站在岸边，先喊一声“等等”，再发现船已经开走。

万通六君子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出现的。冯仑、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后来被写成地产江湖，写成兄弟聚义，写成分家往事。可把灰尘拂掉，会看见另一层东西 ：他们不是古早商 业传奇的标本，而是一代创业者在窗口期里的原始切片。里面有胆识，也有侥幸 ；有企业家精神，也有草莽时代的阴影。

商业世界很爱审判旧人，可是潮水退下去以后，岸上的人也未必安全。更何况，商业世界正在“制造”一群新人，他们正在更亮的灯下过河，脚下不再是潘石屹的土地和批文，而是 AI、算力、数据、芯片、新能源、出海和估值。

水换了名字，但还是水啊。

今天的科技创业者未必认识当年的海南，却很可能正走在自己的海南里。资本热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抓住了未来 ；规则到来的时候，才发现未来也会查账。所谓风口，最开始是机会，后来可能变成原罪，再后来，就被人用比较体面或不体面的词写进商业史。

海南不是地名，是窗口期

1988 年，海南建省，“十万人才下海南”。那不是普通的迁徙，更像一次集体加速。人们带着学历、履历、胆量和一点说不清的兴奋，跨过琼州海峡，去一个规则还没完全“长”好的地方找机会。

冯仑、潘石屹、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就是在这股热浪里聚到一起的。几个人没有显赫家世，冯仑后来开玩笑说“爹都是正常爹”。正常爹的孩子想翻身，就不能指望祖传矿山，只能指望脑子、胆子、信息差，以及敢把陌生词变成生意的本事。

万通的前身，是几个人凑出的 3 万多元和一个长到像文件标题的公司名 ：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赶上了一个刚开局的牌桌。“土地”“批文”“金融”“按揭”“销售”，许多词还没被市场嚼烂，先听懂的人就能先下注。

冯仑第一次听到“按揭”，甚至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只好请人写下来，再回去查字典。换成别人，可能查完就算长见识 ；他查完，转身把它做成交易结构 ：找投资公司出资，拿钱抵押，再从银行贷款，买别墅，包装出售。后来这笔生意赚了钱，但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早期企业家的能力模型露了出来：没有完整资源，就组织不完整资源；没有成熟制度，就在缝隙里搭桥。

所以，万通的第一层价值，不是“六个年轻人很传奇”。传奇这东西，听多了容易变成评书。真正值得看的是，在一个制度尚未完全成型的市场里，知识、胆量、关系和学习能力怎样拼成生产力。

潘石屹后来在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上展示的销售天赋，也是同一套逻辑。他找香港代理商邓智仁合作，把广告、定价、推广、渠道这些成熟方法搬到北京。别人还在卖房，他已经在卖想象、卖稀缺、卖一个城市向上走的梦想。商业从来不只靠产品，还靠叙事。只不过那时候大家还不好意思这么说。

今天的科技创业也有自己的“海南”。它未必在地图上，可能在一张政策文件里，在一次技术突破里，在资本市场的估值表里，在一群投资人突然改口的会议室里。过去是土地和批文还没有被规则完全约束，今天是算法、数据、算力、供应链和应用场景还在快速重组。

我们称这种“海南”为窗口期。窗口期就是机会。机会从来不是公平降临的。它总是先奖励行动者，而不是解释者。地产时代的窗口期更多依赖资源组织和政策嗅觉，科技时代的窗口期还要叠加技术深度、产业链能力和全球竞争。

换句话说，今天的创业者不能只靠胆子大。胆子大只是入场券，技术和组织能力才是续命药。

创新和原罪往往同桌吃饭

万通早期的生意有一种草莽气。

他们盯上了 8 套别墅。冯仑的关系网和口才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一家投资公司，向对方描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对方只需出资500 万元，“六君子”出资 1 300 万元，大家一起买别墅。对方答应后，冯仑拿这 500 万元做抵押，又从银行贷出了 1 300 万元，最终用 1 800 万元买进了 8 套别墅，包装之后高价卖出去，一倒手净赚小 300 万元。

这种“按揭”从今天看，它既是金融创新，也划开一道时代的裂隙。后来整个中国房地产都在不断冲击这条裂隙，最终轰然倒下。

早期市场就是这样，规则还没赶上，聪明人先跑起来。跑得快的人被叫作企业家，跑得太快的人后来也可能被叫作“有原罪”。名字怎么变，往往取决于周期和叙事权。

当年海南房地产更是如此。一纸批文可以变成巨额利润，一块地可以被不断转手，信息差、关系网、资金杠杆和政策窗口搅在一起。那时很多人不觉得这是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往前冲。等泡沫破了，回头看，问题就突然变得清楚。

商业史有时像监控录像，当场看不出什么，事后每一帧都能截图。

今天的科技创业也逃不开这个结构。过去争议集中在土地、批文、银行资金和政商关系，今天可能集中在数据来源、算法黑箱、补贴依赖、资本催熟、估值泡沫、流量垄断、低价倾销和出海合规。

每一代创业者都觉得自己比上一代文明，直到自己的问题被下一代命名。

这并不是说创业天然有罪。恰恰相反，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往往诞生在不确定性里。没有人能等规则全部写好再创业。等路标都竖起来，最好的位置早就没了。问题在于，创业者能不能在野蛮生长中保留自我修正的能力。

潘石屹似乎就有这种能力。当年他在海口房管局看到两个对比数字 ：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 7 平方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竟然达到了 50 平方米。这两个数字让他惊出一身冷汗—海南房产市场可能要出大事。他迅速回去和其他人凑在一起商量要不要撤离。

后来潘石屹到北京怀柔调研，有一天他正在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旁边吃饭的人讲 ：北京市给了怀柔 4 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一听指标，潘石屹就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主动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接触 ： “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

就这样，几人回到北京成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

你可以在荒地里开车，但不能永远把没有红绿灯当成商业模式，又或者你要找到你永远的荒原。

风口越大，规则越贵

万通最被反复讲述的，是分家。

六个人创业时讲江湖规则 ：座有序，利无别。一起冲，一起赚，一起分。这个机制在草创期有效，因为它便宜、快速、热血。创业最怕互相算计，六个人先把账本放一边，把事情干起来。

但公司不是酒桌。酒桌上可以说“都在酒里”，公司里不能说“都在感情里”。企业小时候，感情能当润滑剂 ；企业长大后，如果还把感情当发动机，迟早冒烟。

万通做大后，分公司越来越多，六个人天南地北。更麻烦的是，大家太能干了。冯仑擅长资源和叙事，王功权善判断，潘石屹会销售，易小迪懂产品，王启富有工程和资本敏感，刘军重执行和组织。创业时这是互补，长大后就可能变成六个方向盘。

冯仑后来把分家概括成一句话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走的人把股票卖给留下的人，留下的人股份增加。话说得漂亮，背后其实很冷。所谓商业文明，很多时候就是把“兄弟，别走”改写成“价格合适，签字”。

这恰恰是今天科技创业最该重看的部分。很多科技公司早期也像兄弟局 ：几个同学、同事、技术伙伴，带着一个产品原型和一腔热血出发。刚开始，股权可以先含糊，分工可以靠默契，愿景可以当工资。可是融资进来、估值上去、团队扩张、技术路线分叉、控制权变化之后，早期含糊的每一笔都会长出利息。

技术创业比地产创业更容易神化创始人。一个人被称为技术天才、产品灵魂、战略核心，时间久了，公司容易把个人魅力误认为治理结构。

2026 年 5 月 17 日，75 岁 的 万 科 创始人王石出现在 HYROX 全能体能赛上海站比赛上，并与队友拿下男双大众组年龄段第一名。

当然大家不太关心他拿了第几名，只关心他真的能出来跑。巧合的是，就在不久前，消失已久的潘石屹发文《我命由我，也由天》，文章不长，但阅读量迅速突破 10W+。

两位房地产的风云人物同时登上风口浪尖，倒让人联想到 30 多年前的一幕往事：彼时万科已经拿到深交所“000002”号牌，几个年轻人坐在王石对面，向这位意气风发的老板取经。谈话中，王石告诫几人 ：一定要把产权建立清楚，否则一旦赚了很多钱就要分家。

坐在王石对面接受“训导”的几位年轻人，就是“万通六君子”。王石当年提醒他们产权要清楚，听上去朴素，实际是商业世界的硬地板。今天换成科技创业，就是股权、控制权、数据权属、知识产权、期权、董事会、退出机制都要清楚。

这句话也应该送给现在的科技创业者们。钱越多，感情越不够用，而且风口越大，规则越贵。

冲锋与边界

潘石屹最具争议的部分，还是退场。

2014 年前后，SOHO 中国开始陆续出售资产。此后多年，他不断被放进“套现”“离场”“跑路”的叙事里审视。到 2022 年，潘石屹、张欣辞去 SOHO 中国所有管理职务，彻底淡出公司日常经营。

如果只从情绪出发，这当然容易引发不适。中国商业文化长期歌颂坚守，尤其在地产行业后来一片泥泞的时候，先走的人更容易被骂。留下来的人叫扛，走掉的人叫跑。听上去很痛快，但商业不是道德评书。

真正的问题是 ：一个企业家什么时候应该扩张，什么时候应该收缩，什么时候应该把风险从账面上拿掉？

潘石屹的答案未必高尚，却足够清醒。他两次踩到关键节点 ：一次是 1992 年前后撤离海南，一次是 2014 年后不断出售资产。前一次让万通避开泡沫破灭，后一次让 SOHO 中国避开更深的行业泥潭。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姿势，但很难否认他的时点。

把潘石屹放回万通六君子的群像里，答案会更立体。冯仑没有在黄金 10 年里把万通推到最大，也因此没把它推上高杠杆悬崖 ；王功权转去风险投资，风光一时，又因个人选择改变职业轨迹 ；易小迪主动转型“阳光 100”，却被非住宅和文旅项目拖住现金流 ；王启富继续追逐新风口，刘军则退到农业投资里。

每个人都在给同一道题写不同答案，批卷人不是舆论，是周期。

今天的科技创业者也会遇到同一道题。一个技术方向什么时候该“All in”，什么时候该止损？一个增长模型什么时候是飞轮，什么时候是幻觉？ 一个创业者什么时候该继续融资，什么时候该收缩战线，什么时候该接受公司不再由自己主导？

这些问题没有鸡血答案。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永远冲锋。永远冲锋有时只是情绪管理做得好，方向管理做得差。企业家精神也不是永远讲故事，讲故事能融资，但不能替代现金流。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更像一种在混乱里建立秩序的能力，看见机会，承担风险，组织资源，修正错误，尊重规则，知道边界。

冯仑曾写过，真正的君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博弈，同时遵守商业规则、公共秩序和正常人的良心。这句话不花哨，却很硬。放到今天，所谓企业家精神，也许就该从这里重新定义 ：不是只看谁敢赌、谁跑得快、谁估值高，而是看谁能在风口之后，把公司从机会带到规则，从增长带到责任。

从海南聚义到万通分家，从 SOHO 出圈到地产退潮，万通六君子的故事并没有过时。它只是换了一批听众。今天坐在 AI、芯片、新能源、出海和硬科技牌桌上的创业者，未必认识当年的海南，但他们迟早会明白，每一代创业者，都有自己的海南。

风口会过去，账本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