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解放碑的闹市背后，有一家不起眼的剧场。每天下午准时响起川剧锣鼓，台下观众，多是鬓发染霜的老者，台上演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这里月月亏损，却日日开戏。

这里是南普剧场，重庆主城区唯一一家每天都有演出的民营川剧剧场。

创始人彭兵坦言：“南普剧场每月都需要投入经费维持运营，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传统文化终会被市场接受。这份信念，正是我们坚守的动力。”

班主杨程联说：“戏若断在我们这一代，是一种罪过。”

一个曾是教培老板，一个是八岁学艺的川剧全才。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用二十年时间，为川剧点亮一盏不灭的灯。

这不是一个关于商业成功的故事，它关乎亏损、坚守、一群老艺人的尊严，以及一门艺术如何在市场夹缝中，活出温度。

南普剧场主理人彭兵接受商界青年采访

缘起：从“卖磁带的”到“搭台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创始人彭兵还是个卖磁带和碟片的小商人。

“当时我卖磁带、卖碟子、卖书，因为我本身文化不高，所以一直对文化很有敬畏之心。为了把磁带卖出去，我就得去了解这个东西。”懂戏的顾客给他讲“何为高腔，何为胡琴”，他开始听戏、卖戏，渐渐听出了味道。

“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只留在录音机里。”

随着时代的浪潮，他从卖磁带、碟子，到抓住风口做健身房，再到开办艺培学校，在合川小城做到五个校区、八十几个老师、三千多学生。转折发生在“觉得该退休了”的年纪。他把学校交给年轻人打理，自己却闲不下来。

“总要做点事情。”他回忆道，“接触了一帮老艺人后，我发现他们过去的班子东奔西走，这儿演一下，那儿演一下，像在漂泊。”

一种强烈的“不忍”击中了他。“我很敬畏那种艺术，我觉得演员应该有一种归属感。”

于是，这个不懂戏的生意人，决定为他们搭一个固定的台子。2020年，他在合川久长路建起了第一个南普剧场。他不懂业务，便找来“全挂子”杨程联当班主管演出，自己管经营。

最初的日子是甜的。合川懂戏的观众多，剧场常常爆满。“一两百号人看戏，收入能稳定。”

但疫情改变了所有。老观众因为健康原因急剧减少，上座率从爆满跌到十几二十人。收入断了，支出却一分不少。

“我纠结过，我到底坚不坚持？”彭兵说，“我只是来助力的，我随时可以不助力。”

让他留下的，是杨程联的一句话，和眼前那群老艺人。

“杨老师说，‘川剧如果断到我们这一代，是一种罪过’。我看到那帮老艺人，他们为艺术奉献了一辈子，工资很低。如果散了，他们又要去漂泊。”

“不忍心。”他重复了这三个字。

南普剧场内环境图

扎根：从守艺人到大家长

杨程联八岁学艺，外公第一课教的不是打鼓，是做人。

“走千家万户，不能动别人一针一线。”

学艺是苦的。当别的孩子在外面疯玩，她被关在屋里，一板一眼地练。马锣打不准，手指被打得红肿。半年时间，日复一日。

这份严格刻进了她的骨子里，也成了她如今带团的底色。

剧团里，演员平均年龄五十岁以上，有的从艺已四十年，跟了她几十年。管理他们，杨程联不用制度，用“情义”。

“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他们非常理解我们领头的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她说，生活上互相照应，上了台则是“军令如山”。

她强调一个规矩：“戏比天大”。即便台下只有一个观众，他们也照常开锣，全心投入。

“戏一开，就不能停。底下跟同事吵了架，情绪再大，上了台该笑就得笑，该哭就得哭。”她举了个极端的例子，“哪怕家里死了人，也得把戏唱完再走。”

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职业信仰，也是这群老艺人彼此认同的尊严。

南普剧场内表演图

突围：从合川到解放碑的“背水一战”

合川的观众流失，让彭兵面临选择：要么解散，要么闯出去。

“逼上梁山了。”他说，“要么就放弃，要么就闯条生路。”

他决定把整个班子带到重庆主城。先是落脚在学田湾一个便宜的老房子，“先把脚落下来”。靠着“重庆主城唯一天天有戏看”的招牌，懂戏的观众开始口口相传，聚拢过来。虽然稳住了阵脚，但彭兵看到了天花板：“观众还是那些老观众，越来越少，没得未来。”

他每天从学田湾走路到解放碑，观察人流。洪崖洞、解放碑，人潮汹涌，几乎都是外地游客。

“我突然觉得，这是多好的契机！让外地人来了解我们川剧，了解我们老祖先的文化。”

在采访中，彭兵回忆了搬至解放碑新址的决定：“我们是端午节开业，但肯定我们还有太多的不完善。”他顶着压力，在距离解放碑核心区仅三分钟路程的地方，租下了现在的场地。

“地理位置超好，但肯定不便宜。”他知道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挑战，“但是我们没退路了。”

新剧场依然艰难，但变化在发生。观众里开始出现大学生、年轻游客，甚至外国人。彭兵觉得，值了。

“我们坚守川剧的同时，还能让更多人接触传统文化，我内心是自豪的。”

南普剧场内环境图

现实：亏损账本与“文化账本”

彭兵不避讳谈钱，因为那是悬在头上的剑。

“如果单靠观众买票来维持收入，永远无法收支平衡。”他算了一笔账：演员工资、房租水电，每月固定开支巨大，而票房收入微薄。

但他心里有另一本账，他称之为“文化账本”。

这本账里，资产是人：那一群肚里装着上百出戏、能天天不重样演出的老艺人。“在重庆，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团队，他们是财富。”

这本账里，收益是“改变”。他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有严重焦虑症、曾想自杀的15岁少年，被母亲送到剧团。“来的时候天天哭，吃一大把药。”在杨程联母亲般的开导和严厉的规矩下，三个月后，药停了，人变得阳光。“戏改变了一个人。”

另一个是年轻的医生，做手术压力巨大，偶然来看戏后，成了常客。“他说看戏能让他彻底放松，调节心情。”

“这就是价值，”彭兵说，“比挣钱的价值大。”

传承：老腔老调与改良不改魂

为了让年轻人接受，南普做了改良。短剧目、趣味互动、戏曲体验、变脸娃娃……“我们做一些改良，让年轻人也能接受。”他把这比作教育，“你读书，为啥要读学前班、小学？我们先用浅的东西吸引你，你才能一步步去接触深的。”

于是，剧场有了针对孩子的专场，有了更活泼的短剧，有了变脸娃娃文创。

“但我们不改魂。”杨程联强调，“传统的东西不能改，改了就不是他了。”她随即解释道，川剧分为本子戏、江湖戏、调岗戏，其中本子戏一字一句都不动不得。

“如果川剧进校园，关键还是要从传统元素来灌输。唱腔、锣鼓，这些元素不能丢。丢了，就成了话剧或者小品了，那传承下来还有啥意义？”

两人一进一守，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用彭兵的“改良”吸引人进门，用杨程联的“守正”留住戏的魂。

未来：长江边上的“守夜人”

被问及“如果一直亏损，坚持到什么时候”，彭兵没有豪言壮语。

“我的性格不会轻易放弃。”他打了个比方，“我从合川来，合川在嘉陵江边。我游啊游，现在已经游到长江边了，离长江不远了，我会轻易放弃吗？”

他承认前路艰难：“让年轻人走进剧场，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光靠我们几个很微薄。”

但他又透着一股“账房先生”式的务实乐观：“路越来越明朗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完善。”他的规划里，有自媒体、旅游结合、文创产品，但一切的前提是，“不能偏离初心”。

杨程联对未来的想象更纯粹。问她，若有一天川剧不再需要保护，希望南普什么样？

她笑了：“就做成现在的样子。”

在她看来，南普就像川剧行当中的“净”——花脸，性格粗犷、耿直、生命力顽强。

“我们民营剧团，就是一种粗犷的形式，草根，但很真实。”

结语：灯还亮着

采访结束，已近傍晚。剧场里的老观众互相搀扶着散去，后台传来卸妆收拾的细微声响。

彭兵还要核对明天的支出，杨程联还要检查道具。

他们身后，这个每月亏损的剧场，像一颗顽强跳动的心脏，镶嵌在重庆最繁华的都市肌体里。它陈旧、朴素、与周遭的光鲜格格不入。

但每天下午两点，锣鼓会照常响起，生旦净末丑依次登场，唱念做打，一丝不苟。台下也许只有寥寥数人，但台上依然戏比天大。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传承—— 不是保存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不是记录在学术论文的字里行间。 而是在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空间里，依然活着，依然被唱起，依然能改变一个走下坡路的少年，或安慰一个疲惫的医生。

彭兵和杨程联，一个是算计着亏损也要往前走的“搭台人”，一个是笃信“戏比天大”的“守艺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守护着这簇火光。

只要灯还亮着，戏还在唱，这方江湖，就还没有老去。

记者：李韵涵；摄影：蒋欣、熊美莲；摄像：夏之侗；编辑：蔡妍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