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十三五时期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李稻葵 2015-12-04 11:24:33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供给侧改革多次被国家决策层提起。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最有可能的几个发力点在何处?显然,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需求管理而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概念,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

供给侧管理的概念批判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增加对企业产出的需求。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通常被称为总需求管理,所以有人并不夸张地讲,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是凯恩斯主义,就是总需求的管理,因为在凯恩斯主义提出之前,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供给和需求是匹配的,市场是自动均衡的,因此宏观只是微观的加总,没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认为,从单个企业来看极为理性的决策上升到整体经济层面却往往不合理,从整体层面上看,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发力点就是想方设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美,其出发点是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供给学派是从理性预期学派开始的。他们认为,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微观经济体,会对政府的各种宏观政策作出理性的预期,并采取对冲措施,最终使得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化为无效。这一论据最巧妙的构思,是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Robert Barro)所反复论述的“李嘉图等价”,那就是,当政府试图通过减税刺激家庭消费时,家庭的决策者会理性地判断这种措施会带来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将会在自己未来的经济生涯中被政府的加税行为所弥补,或者由自己的子孙付出更多的税费来弥补,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消费者会更加理性地减少今天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为政府未来加税提前做好准备。

在经济政策层面,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起用了一大批保守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马丁·菲尔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及当时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的年轻经济学家拉弗(ArthurLaffer)。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应该减轻对市场的干预,且为企业松绑、减少税收,以增加有效供给,而经济由此自然会变得更加活跃。

当时,拉弗为了给那些不谙经济学理论的媒体记者解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在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随意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条曲线说的是,当税率很低时,适当地提高税率会提高总税收;而当税负已经很高时,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偷税漏税,最终政府的总税收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本人后来也成为里根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综上所述,起源于英美的供给侧管理指的是设法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更高效率地运行,以及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这一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2008年整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效率,来应对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七年之后重读该文,笔者仍然坚持其中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需要中国特色的供给学派。

二、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经济从整体上讲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美国的20%,中国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有大面积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以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为例,这两省紧邻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但人均GDP还不足这些发达地区的一半。而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应该出现实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跨省流动的困难,因此,安徽、江西等省份应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反观经济发达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广东为例,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无人机、高铁零部件等产业升级的飞跃,其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当前,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想方设法提升供给量。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中存在在过剩产能的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能提供百姓需要的很多产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是5000美元,很多人到邻国去抢购中国本可以生产的产品,这就证明很多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得到国内供给的满足。比如说,中国的养老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缺乏高质量的、值得信赖的养老机构;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二胎政策刚刚放开,消费者已经在海外疯狂购买奶粉。再比如说,中国百姓当前对于公共交通和环境治理的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各种政策的缺位,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仍然非常拥挤,北京的地铁一号线目前在高峰时期拥挤不堪,乘客往往需要等待2-3班车才能挤上地铁。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经济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潜在的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公开的短缺已经不存在了。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下功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尽快地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提供相关的产品。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的改革任务可谓相当繁多,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从大的方向来讲,需要进行三类供给侧改革。

第一类,加快生产侧的新陈代谢,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例,这一行业虽然有十万亿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但我们的产能却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亟需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贴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产能,东北包括鞍山一带的部分产能也应该逐步淘汰。

通过淘汰这部分产能,将使得钢铁的价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过一定的鼓励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区建立一批现代化的、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型钢铁产能,这就保证了生产是干净的、清洁的。当前,国际市场的煤和铁矿石价格往往比国内低一半,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钢铁行业的利润也可大幅提升。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一带,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当未来印度等国家经济起飞之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远远不足,我们这些现代化钢铁厂正好可以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地区。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将重现蓝天白云,因为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同时,也能让一大批事故频发的煤矿和铁矿得以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一批煤矿和铁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国内的矿山往往生产成本极高、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也要求我们的矿业进行调整。

第二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想方设法为百姓提供一大批到目前为止尚且短缺的基本产品和服务,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和城市的基本设施服务现在仍然不足,即便是建成的地铁、地下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担当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产品主要靠政府提供,这一点必须高度明确。笔者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呼吁,应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来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应该在中国建立若干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其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一方面由政府担保发行相关的债券,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效益精心选择公共产品。中国政府担保的主权债务目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社会的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也应该想方设法,放宽准入,提供相应的优惠条件,帮助潜在投资者尽快进入这些领域。同时,近期物业管理也成为一批新兴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相关的投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点,也能切实带来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好新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由此改善相关产业的业态。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互联网领域,通过让交易双方直接对接,能够带动参与者的迅速甚至指数型上涨。以城市出行为例,有了互联网工具,交易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乘客也可以很方便地获知司机过去有没有出现过投诉事件、是否安全等信息,而不需要出租车公司等机构设立投诉机制。这种互联网机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似“人民战争”的网络,使得传统上难以改变的旧管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政府应该拥抱这种新的互联网技术,以此为推动力来改造相关领域。出租车行业如果能够改善,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百姓出行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详见《新财富》“大国战略”专栏2015年7月文章《互联网+的最大发力点应该是推进改革》)。与此类似的是互联网金融和其他互联网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抱持试验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引导,帮助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

总之,加快供给侧的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出现一批新增长点,中高速经济增长将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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