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穷不能穷教育,看看美国名校是怎么赚钱的
于时语 2015-06-29 09:40:19

华尔街对于名校校产基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大鳄们的慷慨解囊,还有金融业炒家校友的精心理财……在华尔街高手操持下,常春藤大学打理出一套专门用于校产基金的高增益理财术,特别是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低流动性资产领域,以及其他高风险投资,而创造了令人艳羡的增值回报率。

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女教育经济学家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总结过,常春藤名校的招生和教育,类似于风险投资:校方尽量搜罗发掘最有潜力的人才,不惜以“亏本”代价(即便收到全额学费也低于学校实际支出)予以培养,以求未来在其中若干尖子身上获得千万倍的回报,这一回报的最直接形式便是金钱资助。所以美国名校精英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培养未来的亿万富翁。

几年前,《福布斯》杂志曾以《亿万富翁大学》为题刊登专门报道,分析全球顶尖巨富的教育背景,其结论是常春藤名牌大学是出产亿万富翁(billionaire)的温床。仅哈佛一所大学就有51名如此巨富校友,占了全球所有亿万富翁的5%以上。此下亿万富翁母校的排名,依次是斯坦福、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并列第四)、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在这些“10位数巨富”之下,还有数不胜数的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校友。

对比之下,各州政府因为财政赤字,纷纷削减高等教育支出,大批公立大学近年来入不敷出,除了吸引付全额学杂费的中国和其他外国学生,也群起仿效名牌私立大学向校友募捐,以填补学校亏空。尽管公立学校的毕业生总数远远超过常春藤大学,募捐结果却根本无法与这些私立名校相比。《纽约时报》引用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最大的州立大学)校长的哀叹:“罗格斯并不是富家子弟的学校。我们许多毕业生干得也不错,但是不像那些私立大学的优势,我们校友中没有这么多千万富翁。”按照《经济学家》周刊,按每个在校学生平均,2014年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捐赠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整整5倍。

常春藤大学与华尔街之间的特殊关系

仔细看一下这些名校巨富校友们的发迹史,就会发觉其中固然有不少成功的创业者,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哈佛肄业)、雅虎的杨致远(斯坦福)、亚马逊网上书店的Jeffrey Bezos(普林斯顿)、谷歌的Larry Page和Sergey Brin(斯坦福),以及脸书Facebook社交网络的扎克伯格(哈佛肄业),人数更多的常春藤富翁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一事实披露了常春藤大学与华尔街之间的特殊关系。

这一关系由来已久,起因于创立和长期把持常春藤盟校的知识精英,正是来自以商立国的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此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暴发户和20世纪崛起的犹太新贵,无不看到名校教育是跻身美国上流社会的终南捷径,也是传给子孙的最好遗产。这一切导致并维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中枢华尔街,与美国“上层建筑”大本营常春藤名校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

以奥巴马总统上台时交接的两位财政部长为例,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财长、高盛集团前总裁亨利·保尔森,与奥巴马的首任财长盖特纳的一个显著共同点,便都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本科毕业。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乡间、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相当不起眼的小小学院(每年招生不过1000名出头),以全方位(all-around)自由学科教育著称。

华尔街的常春藤校友,完全可以用过江之鲫形容。除了前财长和时下向哈佛捐献巨款的两位保尔森,金融大鳄中,顺便可以举出前高盛副总裁、克林顿政府财长、花旗集团前董事长罗伯特·鲁宾,出身是哈佛本科再加耶鲁法学博士。再如Carlyle和百仕通(Blackstone)分别是世上最大的两个私人股权投资和管理集团,前者的三名创始人中,两名是常春藤校友(哈佛和达特茅斯;第三人则是杜克大学校友);后者的两名创始人之一是小布什在耶鲁的低班学弟兼骷髅会同党。全球十大对冲基金Caxton Associates的创始人Bruce Kovner是哈佛校友。美国公司兼并倒卖大王Wilbur Ross则是耶鲁校友。华尔街上的类似常春藤大鳄人物不胜枚举。

“朝中有人好做官”,校友“舵主” 在上,下面顺理成章是成群的虾兵蟹将,尤其是在过去十多年金融泡沫期间,华尔街不啻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生的乐土,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有三成以上的毕业生前往金融界。常春藤校园里,大四上学期就收到6、7份华尔街聘书的比比皆是。哈佛大学校报报道:2007年的毕业班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进入了金融或企业咨询业!在2008-2009年的金融风暴冲击下,华尔街全面清盘,金融业饭碗急剧减少,昔日常春藤天之骄子,自然不免同遭滑铁卢。但是大浪淘沙、鱼龙俱下之际,无论改行、另起炉灶还是幸存,常春藤校友还是具有先天和后继的优势。

“校友效应”也导致华尔街隐隐约约的势力范围划分,例如后来被美国银行购并的美林证券,是普林斯顿校友的乐土,而高盛除了达特茅斯学院,也是哈佛“俱乐部”。后者的原因,除了大名鼎鼎的前总裁亨利·保尔森兼为哈佛商学院企管硕士外,可以追溯到高盛之“盛Sachs”字,来自“高Goldman”的女婿Samuel Sachs。其子Paul Sachs毕业于哈佛后,不仅兼任高盛合伙人,还成为极有影响的哈佛大学Fogg艺术博物馆(现并入哈佛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保尔森的继任布兰克费恩,是哈佛本科和法学院毕业的正宗双料校友。

华尔街与常春藤名校密切关系的另一表征,体现在联邦储备局主席。这一关系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职位,在二次大战以后,到今天首任女主席,共有过九名“掌门”,几乎清一色常春藤校友,唯一的例外,是卡特总统任命的律师米勒(GeorgeWilliam Miller),在任只有一年多,并被《经济学家》周刊批评为唯一没有发挥政治权重的联储局主席,甚至会在贴现率变动的重要决策上,遭到其他联储局成员的多数票否决,丢尽脸面。

华尔街金融业之外,常春藤在美国其它企业界的突出角色也非常显著,限于篇幅不再详述,仅仅举出一项统计数字:54%的美国企业界领袖毕业于12所美国私立名校,与常春藤加上斯坦福大体相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老板科克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他们与其老父一样,都是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父子两代靠石油裂变技术起家,打造出年收入超过千亿美元的庞大工业集团。兄弟俩除了大力捐助母校,也极其关心政治,是美国保守派和共和党近年最大的施主,《时代》周刊因此把科克兄弟评为属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

巨大的校产基金,使得常春藤名校吸引顶尖教授和建设现代化设施的能力无与伦比。英国老牌名校剑桥和牛津,因此流失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再如麻省理工学院近年开张的全新综合癌症研究所,便是来自上述校友科克兄弟之一的一笔一亿美元的巨额捐款。更加重要的,是雄厚的校产基金,使得常春藤名校极大地增加了对学生的资助。例如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友John Kluge允诺一次捐给母校4亿美元,不仅按照通胀计算超过了哈佛大学刚刚获得的4亿美元捐款纪录,同时还规定这笔捐款将全数用于学生资助。哈佛等顶尖大学大幅度降低中产阶级学费,低到相当于公立和州立大学的学费,或者甚至更低。美国大部分州政府都在经历长年财政危机,几乎所有州立大学都面临预算剧减和学费猛增的前景,连世界闻名的加州伯克莱大学也不例外。这样的大气候极大地加强了常春藤名校与公立大学竞争优秀生源的能力,创造“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局面。

斯坦福成为仅次于哈佛的亿万富翁温床,显示美国财富创造来源的重要变化。哈佛大学以最新巨额捐款全力打造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说明常春藤大学正在逐渐适应这一新的历史方向。不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金融业仍然会是常春藤亿万富翁校友捐款的一个主要来源。

美国名校的“理财术”

华尔街对于名校校产基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大鳄们的慷慨解囊,还有金融业炒家校友的精心理财。如前所述,即便校方每年只动用校产基金的4-5%,如果基金本身不增值,迟早也会坐吃山空。常春藤大学另一特殊之处,就是在华尔街高手操持下,打理出一套专门用于校产基金的高增益理财术,特别是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低流动性资产领域,以及其他高风险投资,而创造了令人艳羡的增值回报率。文中图表清楚展现了这一长期优势。

但是这样的高风险高回报投资策略,有其自身的巨大风险,在几年前金融海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文中表格可见,从2008到2009年,以哈佛、耶鲁、斯坦福三校为代表,所有私立名校的校产基金都急剧下跌,以哈佛的跌幅为最,超过30%,当时成为全美轰动新闻。

后来的媒体调查披露,当时哈佛校产基金“超额”投入资本市场,融资比率超过5%,现金头寸是负数。在所有资产价值都急剧下跌之机,哈佛也遭到立即补仓要求(margin calls)。此时常春藤校产基金偏爱的低流动性资产呈现突出的负面效应:无法马上贴现。哈佛被迫以高利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补仓,可谓雪上加霜。

习惯了从高回报率校产基金提取办学经费的私立名牌大学,此时纷纷遭遇紧急财政危机,而以校产基金损失最惨重的哈佛最甚,不得不通令全校上下勒紧裤带。小儿当时还在本科就读,经历了这场“共赴校难”运动。学生感到的最大“痛楚”,便是学校食堂早餐停止供应热食。这对于需要晨练的校队运动员尤其不便,特别是哈佛大学具有国际水平的划艇等水上运动,都是在一大早进行高强度训练。

美国许多大学因此纷纷削减学生资助,还有增收富家子弟,取消不考虑家庭收入的“钱盲”录取。但是哈佛却坚持“再穷不能穷资助”,助学金一分钱不少。赢得全体学生的一致赞扬,以及未来报答母校的感恩之情。

危机之后,哈佛大学显著修改了投资政策,降低风险,所以近年校产增值回报率不如耶鲁等校,加上斯坦福年度捐款超前的刺激,校方因此两年前大张旗鼓地启动募集65亿美元的“五年计划”,成果显著。再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有华尔街炒手校友的继续努力,哈佛校产基金的鳌头地位至今巍然不动。

名校校产基金继续主导美国精英教育

美国私立名校巨大的校产基金,在两方面获得美国税收制度的帮助。首先是巨富校友通过捐款减免个人所得税。例如保尔森新近的4亿美元捐款,最保守的估计也可以为他本人省下1亿以上的所得税。再如2002年,当时加州电子湾(eBay)公司女首席执行官惠特曼(Meg Whitman)一笔3千万美元捐款赠与母校普林斯顿,就可以为自己省下约1千万所得税。换言之,这些捐款中有相当比例,原来应该作为个人所得税上缴国库,现在相当于美国全国纳税人对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财务津贴。第二,作为非盈利教育机构,校产基金每年巨大的增值部分,不需要支付任何增值税。彭博财经新闻几年前发表了一篇教育经济学专家的分析评论,以普林斯顿大学和邻近的州立新泽西学院作对比,“批判”精英教育机构享受的这种不平等税务优惠,加剧了美国教育和社会整体的两极分化。《纽约时报》因此展开了专题讨论。题目便是《豪富大学应该享有它们的税务好处吗?》

讨论中浮现的中肯意见,是美国公立大学的财务危机,主因乃是各州政府削减高等教育开支。即便取消私立大学的税务优惠,所增加的税收对联邦政府每年1千7百多亿的高等教育开支,还是无济于事的杯水车薪。这场讨论更醒目地凸显了教育产出和经济效率问题:像所有公办事业一样,政府拨款支持的公立大学,大多效率和教育质量都很低。调查数据表明它们大部分学生实际所学知识非常有限。更有甚者,全美公立大学大一新生四年后毕业的比率只有20%上下,六年后的毕业率勉强达到50%,另一半学生半途而废,浪费大量公私教育资源和开支。对比之下,顶尖私立名校不仅利用自己的校产基金对半数以上学生提供丰厚助学金,而且绝大多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哈佛本科生四年和六年的毕业率分别是91%和98%)。更重要的这些名校的高效率产出:除了培养大批社会领袖,也通过提供大量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回馈造福整个社会。总之,在强调社会竞争的传统文化信念下,常春藤和其他名校的校产基金,会继续主导美国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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