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互联网新贵们争着当乔布斯的邻居，他们想要接近的不但是乔布斯的房子，更是他的创新灵魂。然而，后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遥远一点。

乔布斯的故居在硅谷的瓦沃勒街2101号。这是一栋外表极不起眼的英式红砖建筑，外墙爬满了蔷薇。在乔布斯去世前，这里是普通软件工程师喜欢居栖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硅谷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一栋大房子动辄需要千万美元。

“这两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新贵们在这附近购房置业，争着当乔布斯的邻居，雷军的新房子就在不远的一个街区。”陪同的Isa告诉我。“中国邻居”们想要接近的不但是乔布斯的房子，而更是他的创新灵魂。可是，后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遥远一点。

随行的另一个朋友Helen，她的中文名叫梁海燕，是一位在硅谷生活了十多年的博士创业者，曾经创办过一家可穿戴智能公司。从去年开始，她在硅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在线讨论两本书，很多都与创新有关。

Helen的女儿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她回家问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中国人是C2C？”C2C是CopytoChina的简说，小女儿感到很受羞辱。Helen对她解释了半天，不过，“其实在内心，我也觉得这真是一个问题。”

在不久前，梁海燕的读书会分享了硅谷鬼才彼得·蒂尔的《从0到1》。一位分享者在群里提问，“美国人在想的是，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在硅谷，能够清晰地看到中美创业者对创新的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价值观上的，更是制度上的。

美国人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耻辱的，更是危险的。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但是，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再到扎克伯格，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全数遭到过抄袭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

相对于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而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在专利法的执行上，偏护本国企业。

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首先，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中国的雅虎”到“中国的亚马逊”，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

其次，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中国人愿意用实用主义传统来界定创新，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即“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

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差之毫厘，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

去斯坦福大学参观，陪同的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王峰，他在这里从事免疫学研究，而这无疑是当今最为显赫的领域之一。

前些年，来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应用产业，而如今，医学、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成为了新的追逐对象。医学院有一栋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楼，里面有很多交叉学科的实验室，正在像银河系大爆炸那样地酝酿着无数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在这里像星探一样地逛来逛去。”王峰笑着说，“这栋楼里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而咱们中国公司将完成从1到N的使命”。

也许在不久的几年后，硅谷将出现新领域的“乔布斯”，他们暴得巨富，然后把某个新街区变成另一条瓦沃勒街，再过了若干年，那里又将出现新面孔的“中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