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缘何预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杨燕青 2015-04-17 08:37:47

文|杨燕青

因为两个预言,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身处舆论的漩涡。一个预言带来的是学术赞誉,一个则是公众的质疑。

前一个预言已经实现——20年前,他和蔡昉、李周两位合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下称《中国的奇迹》)中预言,按双轨渐进的方式改革,到201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近研究证实了这个预言。

而后一个预言,则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人们怀疑,如此乐观的预测是否源于他的工商联副主席这一新身份?他还是不是一位逻辑严整、框架严密、训练有素的严肃经济学家?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记者对话林毅夫教授,听他详解了为何能准确预测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缘何做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有8%的判断。

林毅夫:我的观点是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将达到8%。认为我过度乐观的批评是把我对潜力的分析当做是我对现实增长的预测。潜力的实现决定于内外部是否具备有利的条件,并且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如何判断增长潜力?林毅夫对记者表示

是否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不能简单地从过去已经快速增长多少年或现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来判断,关键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

判断后发优势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水平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而后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两个改革方向都没有完成

记者:您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讲到中国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比如周期性,比如腐败,比如金融改革的坏账,比如区域增长不均衡,等等。今天来看,哪些改革超出了你的预期,哪些没有达到期望?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永远在路上,比如说金融改革,当时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是为了适应补贴大型企业的需要,但农户,以及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占生产活动的大多数,他们得不到金融支持。金融改革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一个是发展地区性的、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记者:两个改革方都没有完成吗?

林毅夫:利率市场化做了一点,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制,金融结构改革的调整步子迈得很小,农户,微型与小型、中型企业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资源价格也已经放开,但资源税费仍然过低。《中国的奇迹》中没有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环境和雾霾的问题。

记者:这本书当时重点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今天来看,收入分配的压力比当时还要严重,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林毅夫:我们看到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的状况,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扬汤止沸,对高收入阶层、高收入企业进行征税,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

另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即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多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让有劳动力优势的人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随着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涨,这个过程中,穷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非常快,富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比较慢。

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是由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资金价格被认为压低,资源税费也低,谁拿到资金和资源开发权,谁马上取得巨大的财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变大了。另外,对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创造了垄断利润,也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记者: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更多是城乡差距还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

林毅夫: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富人跟穷人的差距。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认为要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真正理解深层原因所在,再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然后形成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记者:讨论未来20年,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判断,即您认为如果从2008年算起的话,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每年8%的增长。这与人们普遍认同的经济增长减速,回到5%、6%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不相符。

林毅夫:这是一般人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达到8%的增长。

从潜力到实现,是有条件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比较优势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的成本和风险都比发达国家小,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中国经济过去36年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7%,这个速度是发达国家的4倍,便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个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相比较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增长也不过就是20年,之后经济的增速从8%到10%一直下降到5%。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已经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判断,因为起点不同,最终是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记者:例如与美国的人均GDP相比较?

林毅夫:对,因为人均GDP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

根据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我们的人家GDP是美国的21%,这个比,是1951年日本跟美国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跟美国的差距,1975年台湾地区跟美国的差距,1977年韩国跟美国的差距。

这些东亚经济体,都在此后的20年实现了经济8~9%的年均增长。他们实现了,就代表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依靠后发优势,有实现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

能否把8%的增长潜力变成现实的增长决定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比如能不能维持社会稳定,能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否把产品卖到了发达国家市场等等。这些条件如果能满足,实际的增长率就能够比较接近潜在的增长率,条件不满足,即使有潜力,也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的增长率。

记者:是怎样的原因保证了我们存在潜在动力,从而能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林毅夫: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验,不需要重新探索,成本跟风险会低得多。

记者: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技术的流动是畅通的,如果我们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是否会加以遏制和限制?

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今天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所要发展的产业,美国在20年~40年前就已经发展了,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期最长不到20年,因此在成熟产业里我们有机会。如果要进入到最新的产业中去,那么就需要付专利费了,即使这样,也比自己投入研发要好一点儿。

记者:还是要回到比较优势理论找到答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挑战8%。如果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在下降,劳动力因为老龄化和农民工转移的降低也在减少,技术进步似乎也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快,这样看来,恐怕还是很难找到未来维持8%平均增长的基础。

林毅夫:首先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个函数的假定前提是产业不变、技术不变,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回报率不见得下降。

记者:但目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

林毅夫:这种研究发现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增加了许多,2008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民营经济的投资减少,失业增加,为了稳定经济,政府才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稳定经济措施。

记者:金融危机后4万亿的刺激计划,量是不是太大了?

林毅夫:政府投资了哪些领域?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领域,一般要3~4年才能建成,因此投资回报率会低一些。

此外,基础设施的回报率计算,给民营经济减少交易费用的外部性是没难于计算进去的。

第三点,即使矫正了时间因素和外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可能还是较低,但是,基础设施如果不投资经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投资,这就涉及到一个时机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好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或是经济下行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显然是下行时投资好。

虽然回归分析来看可能回报率比较低的,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投资基础设施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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