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4月27日，中央指导组离鄂返京。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决胜阶段，我们“富余”出来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控物资受到世界各国的“争抢”。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4月25日，74个国家和地区、6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2批次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累计金额14.1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用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在这些领域我们却一直没有太多话语权。

小小的额温枪，红外传感器及芯片等核心部件依赖进口；呼吸机的比例阀等流量控制装备，需要从欧美进口；至于ECMO人工心肺机，不论是设备还是膜肺、血泵等核心耗材，全部依赖进口。

医疗设备只是我国众多“卡脖子”领域之一，这次疫情将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路径选择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如果核心科技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鲜为人知的是，在“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碳纤维产业，开启国产制造和应用先河的，竟然是一位山东威海的农民——陈光威，他硬是通过一家民企的力量，突破了困扰我国40年的“卡脖子”难题。

相较之下，军工级碳纤维自主创新的难度，可远超这些医疗设备。

01

“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

同等直径的碳纤维拉伸强度是钢的7—9倍，质量却只有钢的1/4。因此，耐高温、强度大的碳纤维，成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器材的优良材料。

不过，在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就缔结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中国进行各项高新技术封锁。尽管1994年“巴统”解散，但是中国一直被列为管控国家。

对于碳纤维材料和设备，美日等国一直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每一笔碳纤维进口业务都要事先办理最终用户承诺函，说明购买碳纤维的用途，然后由商务部盖章，国家层面担保，只能用于民用。出口前，外国企业会严格核对具体数量。

由于碳纤维设备和产业化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各国民用、军工不断发展，导致碳纤维需求不断扩大，因此，这是一个卖方市场。

“通知性涨价，赏赐性供给。”这就是国际碳纤维市场的真实写照，买方处于“屈辱”地位。

我国从1962年才正式开启碳纤维课题研究，起步晚，发展滞后。直到1975年11月，国防科工委召开了“75·11会议”，才确定将碳纤维作为生产战略武器的关键材料，决定组织全国科技力量进行攻关。

此后，一直是国家投资，由吉林化工厂和吉林碳素厂进行研究。不过，由于国外对工程技术、工业设备等多方面封锁，40年间，国外碳纤维被广泛用于航天和民用，国产碳纤维却一直未能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直到2002年，山东威海的“农民”陈光威闯了进来。他正式成立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碳纤维的研发和生产。

国内军民两界对碳纤维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历史经验证明，碳纤维的自主研发生产，不仅需要大量人才，且动辄就是数十亿元的投资。由于研发难度大、风险高，国家各部门都不愿意或不敢大手笔投入。

尽管当时光威的主营业务是钓竿，而且已经做到年产1000万套、全球领先的生产规模，但碳纤维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并且光威财力也很有限。

不过，泱泱大国，向来不乏勇士。即使各界都把碳纤维自主研发视为一块“烫手山芋”，陈光威却主动争取，“如果小试成功，我们就继续往下做。如果不成功，我们就当交学费了。”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陈光威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改进设备，技术试错。团队仅用1年左右时间、花费100万美元，就完成了碳纤维试验线的调试，生产出高强度碳纤维样品。

小试成功，陈光威坚信选择的方向没错。然后，他拿出破釜沉舟的决绝态度——不做出军工级的碳纤维决不罢休。

这个目标的实现，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如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所说：“碳纤维行业的投入是‘滚雪球’式的，政府支持资金的占比最后很可能被稀释到不足5%，最终要么是企业家将自己挣的钱全部投进去，要么就是企业负债经营。”

此后，长达10年时间，陈光威不仅把钓具产业每年产生的利润全部投入碳纤维的研发与生产，还贷款近20亿元，甚至将自己和老伴住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可谓负债累累。

正是他始终不改报国之心，最终让中国航空航天用上了国产碳纤维，也让光威成为我国国防军工用碳纤维主力供应商。

如今，国际商业环境动荡。中国不仅需要趁着国家战略、时代机遇顺势崛起的企业，更需要一批像光威一样能够迎战外企并且能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企业。

02

“这孩子眼里有活儿。”

1942年，陈光威出生在山东威海一户普通农家，因常年战乱，他衣食无着。从记事起，陈光威就跟着外婆四处乞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才回到家乡。

经历侵华战争，陈光威自幼就萌生强烈的爱国情感，也十分珍惜安定生活。

陈光威青少年时代四处打零工，见多识广。因不甘心一辈子在土地上耕作，他用微薄的收入订阅了好几种报纸杂志，努力了解外面的世界。

改革开放之后，他预感到中国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基础设施、厂房将需要大量的人力。

他自己干过瓦匠、石匠，就把村民组织起来成立包工队。从打零工，到盖楼、盖工厂、盖学校，陈光威的工程队在威海闯出了名堂。

1983年，42岁的“大能人”陈光威当选村支部书记。他带着村民办起了服装厂、塑料加工厂、弹簧厂等一系列村办企业。

村子在全公社44个生产大队名列前茅，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光威连年受到上级表彰。

1987年11月，陈光威临危受命，担任镇石化科研器械厂厂长。这家作坊式工厂已经累计亏损76万元，半年没有发工资，骨干全部走光，仅剩35名普通工人，濒临破产。

陈光威将威海塑料渔具厂生产玻璃纤维布的配套设备“借”过来，让车间先运转起来，让员工有活干，有饭吃。

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只有转产钓竿才能改变命运。当时国内还没有钓竿生产线技术，从国外引进一条生产线需投资170万元。陈光威根本贷不到款。

“中国引进的钓竿生产线，都是国外1970年代生产的设备。”这则新闻刺激了陈光威的自尊心。

“没有技术我们自己学，没有设备我们就自己造。”

经过150天的努力，中国第一台国产钓竿生产设备就在陈光威简陋的车间内诞生了。随后，他带着技术团队解决模芯技术，实现整条生产线国产化，并且直追世界先进水平。

1988年，陈光威彻底摘掉“石化厂”的旧招牌，改名威海渔竿厂。同年10月，他带着自主生产的玻璃纤维钓竿参加中国渔具秋季博览会，一举签下1200万元订单。

从此，威海渔竿厂进入发展快车道，并启动出海计划。1991年，威海渔竿厂出口额只有60万美元，到1994年增长到1000万美元。1999年，陈光威的钓竿产品已畅销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外68个国家，成为亚洲钓具行业龙头，自主品牌“光威”声名远扬。

不过，光威钓具仍处在全球市场的中低端领域。和今天的额温枪、呼吸机等厂商一样，还停留在“来单加工”、“来图加工”甚至“来电加工”的状态。

1998年，光威开始研发和生产渔线轮，很快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光威还布局户外用品、鱼漂、饵料等渔具周边产业，成为国内最大的饵料供应商之一。

但是，量的飞跃并没有带来质的提升。尽管光威已经做到亚洲最大，产业链也很完善，但仍然没有改变产业链底端的命运。

陈光威很清楚，问题出在核心技术上。早在1995年，酚醛树脂钓竿还是全球主流品类的时候，陈光威就认定韧性更好、质量更轻的碳纤维钓竿更具发展潜力。这也是进军高端市场、拿下国际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1998年，光威率先建成国内首条宽幅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如果将碳纤维钓竿比作衣服，碳纤维就是棉纱，碳纤维预浸料就是织成的布），开启国产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和应用的先河。

引进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意味着光威要拿出一多半的利润投资新项目，还意味着公司上下将失去大部分分红。很多人强烈反对。

然而，57岁的陈光威决心要做一件大事，并认为这件事值得去做。

时代助推着陈光威从一个赤贫的农民，一步步成长为亚洲钓具行业老大。他不仅要为企业命运负责，也在为中国碳纤维产业拓展能力边界。

尽管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

03

“美国方面不批准。”

陈光威很早就送儿子陈亮去日本留学，陈亮对日本进出口流程、企业运营和碳纤维产业相关事宜都很熟悉，这让陈光威免去了后顾之忧。

与日本设备制造商完成谈判、签订合同之后，出口审批时却遇到了美国方面的阻挠。

由于当时台湾已经研发出相关设备，美日对中国的管制出现松动。然而，美国还是委托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到威海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调查。

经过深入调查，美国方面发现这家公司创始人陈光威就是一个农民，没有任何军方背景，光威只是一家生产钓竿的中国民营企业，采购设备的目的只是用于钓竿生产，与军事用途无关。

最终，美国同意了日本的出口申请。拿到设备的光威则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并由国家商务部盖章。如有违诺，将受到严厉制裁。

采购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的曲折过程，让陈光威如鲠在喉。他痛下决心，不仅要掌握预浸料生产技术，更要去做碳纤维原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从源头上摆脱这种受人掣肘的局面。

为了摆脱日本的原料控制，就连所用的树脂，光威也是自己研发。

他们实行两班倒工作制，机器24小时不停产，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设备投产3个月就能生产出达到市场要求的产品。

此前，国外企业还质疑和嘲笑光威生产不出合格产品。结果，光威产品质量之高，这帮“农民”对工艺改造能力之强，远超外国公司预期。

在威海能买到优质碳纤维预浸料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年，光威碳素部门盈利就超过3000万元。仅仅1年时间，光威就收回了前期所有投资成本。

随着市场需求增大，光威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增加到9条。除了第一条是从外国引进，其余8条均是光威自主研发，开启了国产先进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和应用先河。

然而，碳纤维预浸料的核心原材料碳纤维，却一直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是否卖给中国，售价多少，全看人家的心情。

2000年，陈光威辞去集团总经理职务，全盘交给儿子陈亮。陈光威只负责碳纤维的研发和生产，并成立新部门——原丝开发部。

2002年，光威在实验室生产出碳纤维原丝。这是当时中国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在2003年“国家队”专家组的盲测中，光威的样品是6家参选单位中质量最高的。

由于各项性能名列前茅，2004年，光威被临时追加进“国家队”。

但是，从实验室到工厂规模化生产，花费的时间和投资远超预想。尤其是在2005年，由于台海局势，以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进口碳纤维渠道几乎全部被阻断，我国某型号军机甚至面临重新设计的风险。碳纤维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已经刻不容缓。

04

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光威集团彻底“脱富致贫”，走上“从军报国”之路，将研发生产军工级碳纤维作为首要目标。

陈光威不仅将光威集团的老底全部拼上，把房子抵押，还贷款近20亿元，他自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碳纤维的研发上。

他每天和车间工人一起倒班，遇到问题号召大家一起商量。他不仅四处求援，解决技术、设备难题，因生产过程产生浮毛导致员工皮肤瘙痒等问题，事无巨细，他都悉心关怀。

到了2012年，经过长达十年不计成本地投入，光威突破了一系列碳纤维生产关键技术和工艺，成功实现碳纤维国产化、规模化生产，使我国航空航天研发和生产有了自主材料的保障。

此时，光威集团除了数十亿债务压力，账上流动资金一度只有几万元。随时面临资金断裂、破产的风险。

“军工碳纤维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民营企业做这个十分困难。”陈光威形容为“回头无岸”，只能奋不顾身向前冲。

这么多年，光威核心高管月薪还不到1万元，大家却一直坚持，即使竞争对手出10倍高薪也不动摇。上市分红是陈光威能想到的给大家奋斗半生的最好交代。

陈光威始终没有想过退休问题，人生最后几年，他一直奔走在一线车间，一边忙着技术、设备、产品的创新突破，一边忙着上市准备工作。

2015年，他已被诊断出癌症，2016年身体日渐虚弱。最后，直接从工厂被抬进了医院。

2017年4月22日，陈光威因积劳成疾在威海病逝。

5个月后，光威集团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尽管陈光威没有等到敲钟，但是，他不仅缔造了中国碳纤维行业A股第一家上市公司（如今市值将近270亿元），更创造了民营企业填补军工高尖端材料领域空白的“奇迹”。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科学界泰斗师昌绪为陈光威题词：“发扬威海精神，创建中国碳纤维基地”，并称赞“你为民族争了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杜善义评价：“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竟然在最前沿的科研竞技场上纵横驰骋、为国争光，这本身就是传奇！陈光威用自己的智慧、心血、情怀和人格魅力创造了一段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事业的发展史”。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空军少将沈志华感慨：“每每想起您那颗光耀华夏、心系家国的赤子之心，我都会眼噙热泪、心潮涌动：我为您只要能够为国尽力，甘愿朴素坚守、全情投入，一心慷慨只为实业报国而感动；我为您坚韧执着，俯身研究无问功名，即便累垮身体仍无怨无悔而感动。”

在他的葬礼上，慕名而来的各界人士有3000多人，甚至包括从未谋面的、边远地区的经销商和代理商。

鲁迅先生曾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如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依然需要更多的“民族脊梁”，撑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