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 · 艾尔沃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我得了新冠肺炎，我希望我在中国治疗。有中国的经验，其他国家不必从零开始”。（腾讯新闻/图）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全社会动员的，是火车进站那天晚上。当我下车时，另一个小组也下了车，他们身穿那种小外套，举着旗帜，这是来自广东的医疗队，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4万名医护人员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前往武汉提供帮助。”2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组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

是的，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战役。

除了在一线拼杀的医护人员，还有如城市血管般输送着物资、温暖和爱的数千名志愿者司机；还有主动请缨投入到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上万名心理咨询师；还有想方设法筹措物资，参与志愿服务，守护前线医护和他人安全的无数爱心企业和个人……

▲《困兽犹斗》 作者：吕志华（山东青州）

在疫情面前，他们都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的：“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湖北加油！中国加油！说到更要做到!

//疫情凶险，但白衣逆行//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医疗资源快节奏、紧跟式地汇聚到了最需要的地方，正如很多网友说的“全村的龙已经把最硬的鳞”给了湖北，给了武汉。

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武汉至3月1日：

全国累计派出344支国家医疗队

共42322名医务人员

其中，在武汉市驰援的医务人员达到38478名！

逆行者们和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义无反顾地打响了这场人与病毒的大对决。

与其在家担心，不如去一线出一份力

这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但我希望人们再也不用经历类似的事件了。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年三十晚上，当时没看春晚，因为很惶恐。那时武汉本地的氛围，已经比你们想象的要糟得多了，绝无夸张。朋友圈里充斥着感染、床位不够、封城、物资紧缺的各种讯息……后来，很多朋友直接向我求助。但我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因为床位确实很紧张，我也没办法帮他们。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心里很害怕，害怕疫情已经控制不住。

凌晨，我给领导发微信，“如果疫情需要人，我第一个上”。发完消息，我觉得内心平静了很多。与其在家担心，不如去一线出一份力！

▲先生把他的名字P在了我的工作证上

上一线的决定没和我先生商量，因为怕他可能会动摇我的决心。之后告诉他时，他很生气，但我没和他解释，直接把电话挂了。后来，他发消息说，“让你去防护最安全”。

新冠肺炎对大家来说是未知的，每个人都会产生恐慌和无助，但只要上了战场就不能当逃兵，虽然不知道子弹最终会击中哪里。

这不只是工作

进出隔离病区工作都有严格的流程和规定，保护医护人员安全是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医护人员安全无恙，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

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和口罩，都是必要的措施。防护服其实很轻，但它的密闭性太好了，第一次穿上防护服进去工作时，有的人可能会因缺氧而出现眩晕症状，感觉就像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活动一样。况且里面还穿了一件隔离衣和一件手术服，得慢慢调整呼吸才能适应过来。

▲和同事的合影

为了方便识别对方，我们会在防护服上写上姓名，但脱掉之后，就可能不认识了，全靠眼神来确认。

▲雷神山医院的墙画

除了完成患者的基础治疗，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全都由我们照顾。

四班倒，每班6个小时，最煎熬的时间段是凌晨2点至早上8点。这班恰好是正常人每天深度睡眠、最困最乏的时间段。进去前一段时间还不能喝水，否则中途出去解决内急问题，会浪费时间和防护服，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半夜的雷神山，特别安静。

我们和病人吃的盒饭是一样的，要鼓励他们多吃多喝，虽然有的病人吃一顿饭可能需要大半个小时，但看着他们能坚持一口一口把饭吃完，我们就很开心。

忙完出来，从消毒到脱下防护服的15分钟，感觉是一种长长的煎熬。衣服、头发全都汗湿了，我的短发如此，长发又得成什么样子呀？

下班后在宾馆休息，偶尔也自己做饭。

开始时，我们的防护是很有限的，连普通的防护服都没有，有的同事一件防护服穿10个小时，用成人尿不湿，生怕浪费。但现在状况已经越来越好了，真的很感谢那些关心我们和捐防护物资的人。

很多大学同窗，也都不约而同地关心和问候着我。

都是学医出身，大家自然比常人更能理解“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新冠肺炎也不例外。它不会对任何人格外残忍，也不会对医护人员网开一面。医生也是普通人，一样会生病，一样会惶恐害怕，但当疫情来袭，我们往往只有一个选择——挡在前面，治病救人。

失去勇气的人，生命已凋零一半

在雷神山医院工作这段时间，有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从小到现在，我很喜欢留长发，但去年10月，因为一些原因无奈给剪了。当时回到科室同事们就说，你怎么这么狠心，把那么漂亮的头发给剪了？

女人天生爱美，但我看到许多医护同行，甚至一些很漂亮的小姑娘都直接剃了光头，她们的果敢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只是剪了短发，同事们都觉得我狠心，她们直接剃成光头，又是流了多少泪水、下了多大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而且不能化妆，每天还要戴口罩、穿防护服，口罩勒过的脸上早已“伤痕累累”。

和广东医疗队小伙伴们的合影，她们也非常辛苦，真心感谢她们。

所以偶尔我们讨论觉得，脱下防护服和口罩的自己，好丑。但我们不嫌弃，他们也不嫌弃，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和勇气。

但其实最需要鼓励和勇气的，是在隔离病区的患者。他们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病毒让他们的肺部功能几乎丧失，像溺水的人一样，呼吸困难，挣扎躁动，他们比医护人员更辛苦。

再者，患者也都知道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很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甚至达到崩溃的边缘。这时最需要医护人员的关心和鼓励，这不仅能拉近我们与患者之间心理距离，还能帮助病人增强抵抗病毒的信心和勇气。

慢慢地我发现，适时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有时比实际治疗的效果更加明显。可其实相比我们，患者家属在这期间的关心和鼓励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会比平时更能清晰地意识到，欧阳修所描绘的“平昔家庭敦友爱，可怜松檟亦连阴”的情景是多么珍贵。危难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知相守，一定是我们面对疫情时最重要的依靠与力量。

最大的亏欠是家属

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亏欠最多的却恰恰是我的家人。

因为每天都和病人在一起，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都可能有病毒存在。我们也害怕被感染，何况每个人的身后都还有两三个家庭。

所以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把4岁多的女儿送回老家了，约定樱花开时我就去接她。老家在乡下，人少，相对比较安全，算是解决了后顾之忧。

直到现在，她已经俩月没见着我了，只能下班了和她视频，但是视频之后，她就会跟我说，“妈妈抱抱”，我眼泪立马就下来了，但我们只能各自对着手机“抱”一下。拍照片，其实也是想发给女儿看，让她看看妈妈正在做的事情，或许对她的成长有些好的影响。

樱花已经开了，可我还没回去，真的很想回家抱抱她。

2月13日以来，全国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开始明显下降。至暗时刻已过，但与新冠肺炎的“持久战”才刚拉开序幕。

就在那时，我报名参加了我们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的医疗队。没什么豪言壮语，更没什么准备。这就是我的职业，义不容辞。

我和同事们支援的是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每天和60多位确诊患者接触，任何的防护不到位就可能被感染。但那时前线的医疗物资和后方的生活物资都很匮乏，可想而知，我们面临着多大的压力和风险。

后来，随着各种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配给到位，我们心理上的压力才缓解许多。这期间，也有不少武汉市民主动捐赠食物和生活用品，家乡杭州的企业也会定向捐赠物资给我们，很让我感动。

真正让我们压力减轻的，是患者日趋稳定良好的身体状况。慢慢地，我们负责病区的患者病情逐渐稳定，治疗配合度也很高。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你们真的辛苦了。”

身处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我能切身感受到疫情对这所城市的影响：因为疫情，这个曾被称为“东方芝加哥”的城市，骤然安静，路上似乎仅剩下运送物资的车辆，空荡而又沉寂。

2月20日，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希望所有的患者能早日康复出院！武汉等我，将来一定好好欣赏你的美丽和繁华！”

《等风雨经过》由张学友演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道出大家期待风雨过后，微笑相见的希望。

//疫情不止，驰援不息//

2003年“非典”期间，柴静采访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靠什么防护？”当时医生的回答是：“我们靠精神防护。”

17年后，又一轮疫情，医疗资源却依然紧缺。

春节期间，新冠疫情迅速扩展蔓延，北京的不少医院也开始发布物资紧缺的求助信息。

了解到此次疫情形势严峻，防护用品消耗量极大之后，我决定组织募捐，为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去最需要的防护用品。

1月28日，我在自己的明亚智鼎营业部和明亚北京分公司的主管群里发起了捐助活动，并和刘丹丹、刘京伟、郭凯、郭健、王辉丽等几个伙伴共同组成了捐助活动小组。

可这次捐助，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物资购买渠道难寻。

医疗防护用品全国稀缺，最开始在国内联系到的300箱84消毒液被紧急征用；因为印度政府突然禁止医疗物品出口，从印度购买的50000个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在清关时被扣在了海关。坏消息接二连三，购买的物资全都变成了退款。

2月5日，消毒液到货，在赵鸿翔经理、郭凯总监等人的帮助下顺利卸车清点，装车发送。

我发动身边的所有资源，满世界地找寻可用的医疗防护物资，一点线索都不放弃，哪怕是在新闻图片上看到一张捐赠照片，照片里的物资包装上有联系方式，我都会打电话咨询一番。

其次，物资标准把控繁琐。

捐赠本是善意，但如果购买的产品不符合医疗标准，就会给医务工作者带去风险和伤害，这也让我感到压力重重，好在最后朋友帮忙解决了。

捐助过程中，哥哥郭健协助联系了仓库，刘京伟帮忙联系了物资，团队中的刘丹丹负责了统计工作，每一笔捐赠款都准确记录。还有一些客户也参与了到捐助活动中，王辉丽经理的客户毛豆豆就帮忙联系了不少物资。＂

我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不为别的，就是想要做成这件事！

他们相信，我能把这件事做好，我也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而当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拿到物资连声说着谢谢时，我的心里更是踏实、舒服。

▲签收物资

最终，在明亚伙伴们的支持下，这场捐助活动共募集到222665元善款，帮助了6家北京医院和2家武汉医院。除去购买医疗防护用品，剩余款项也一并捐赠给了相应医院。

但自发为前线医务工作者募捐的明亚人，可不只我一个。

在加入明亚之前，我们都是协和医院的医生。新冠肺炎爆发后，协和医院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有不少都是我们曾经的同事、朋友。

看到他们出征的那一刻，我们既感动又心疼。

一朝协和人，终身协和人。虽已不在协和工作，但曾经的工作经历让我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决定以个人名义组织一次募捐活动，为这些曾经的战友做一些贡献。

2月9日晚，我们以个人名义在朋友圈发起了为北京协和医院募捐的活动，目标是“500套防护服”，不到5个小时就达成了。

我们在明亚北京分公司的主管群里发布了捐助信息后，伙伴们也是纷纷慷慨解囊，不少伙伴还将捐助的消息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帮忙扩大影响力。

▲采购的防护服到达协和医院

截至2月10日中午12点，我们一共募集到151813元，全部用来采购医用专业防护服。

2月17日，在经历了供应商发错货，转运途中统计出错以及临近北京时突遇大雪等一系列意外状况后，我们购买的850套防护服终于送到了协和医院医生的手上。

这批物资正好赶上第三批协和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出发，可以带到一线去用。

因为疫情，武汉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样子了。

从微信群和朋友圈里，我看到曾经同科室姐妹的双手，因为频繁洗手消毒已泡得不像样子；曾经的老同学戴口罩和护目镜，把脸颊勒到破皮……我看着心疼又着急，想着既然不能奔赴一线，那就为她们做点贡献吧！

决定捐赠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做外贸的闺蜜毛豆豆帮忙购买医疗物资。她本来是我的客户，逐渐熟悉之后就成了知心闺蜜，这也是保险经纪人这份职业带给我的特殊幸福感。

随后，我就把从海外买到的2700多个N95口罩，200件防护服，分别捐赠给了武汉医疗队、山东医科大学感染科、清华长庚医院感染科以及部队医院的放疗科等最需要医疗防护物资的科室。

医务人员的反馈让我很感动，一名前同事说，因为我的这次捐赠，她去报名参与武汉一线救援了。

▲物资快递运单

除了自掏腰包为前线医务工作者购置医疗防护物品，我还和毛豆豆成了全球寻找医疗防护物资的“闺蜜搭档”。无论是明亚个人发起的捐赠行为还是医院寻求帮助购买，我们都主动响应，义不容辞。

仅防护服一项，通过我们沟通协调取得的货源，就差不多十几万套。但随着疫情蔓延，医疗物资越来越难寻。

面对时差找货源，我们常常是白天联系国内，晚上联系国外，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物资从印度到迪拜，从迪拜转香港，香港转上海再到北京，物流变化的每一步都牵动人心。好在，最终的结果令人满意，我们的付出换来了一次又一次雪中送炭式的捐赠。

疫情期间，我一直坚持在前线做志愿者。一边联合身边的朋友帮忙协调医疗物资捐赠，一边也冒着风险走出门去，给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即使和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他们在一线的样子也着实让我心疼又心碎。

他腼腆一笑：我还没穿过这么高级的防护服

武汉协和医院儿科的林医生是我帮助的第一位一线医护人员，他曾保护了我的孩子不被过度治疗。

1月23号，武汉封城当天，林医生求助急需医用外科口罩。我很吃惊，那可是三甲医院，怎么会缺防护用品？

见面问他时才知道，防护物资都紧着发热门诊和呼吸科了，儿科不是一线科室，所以一个N95用3天，里面垫一个医用外科口罩，平时只换里面的外科口罩，不换N95。

他戴着口罩，语速很慢，话语里透着无奈和疲惫，我鼻子一下就酸了。就是这件事，促使我去做了志愿者，我们需要他这样的好医生——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1月27日，协和医院西院区被征调为发热隔离医院。林医生毅然上了一线，但因为缺物资，医院发给他的，是一套工业防护服，根本达不到医疗防护标准。他穿上之后拍了张照片，调侃自己像山寨版钢铁侠。

但我觉得，他更像山寨版的大白，毕竟他那么温暖。

林医生在我们的一个“湖北妈妈群”里，群友们看到他这个样子，特别心疼，要求一起出钱给林医生买最好的医用防护服。我们成功从美国采购了200套杜邦800防护服，打算直接送到他们医院。

拿到防护服时，他惊讶到红了眼睛，很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着说，“这么高级的防护服，还没有穿过呢。”

林医生的夜班时间是晚八点到早八点，12个小时，工作强度很高。他曾在微博里说：“我如果倒下了，妻儿、父母怎么办？”

但紧接着又说，“该来的总会来，那就像个爷们儿一样干死这该死的病毒吧！”

在这种时期，特别是在一个普通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对医生的需求，甚至会超过对家属的依赖。医生们不断透支自己，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医生在岗位上“倒下”。

可事实无法回避。

他们还是倒下了

有位倒下的医生叫李华，是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感染科负责人。1月25日，有朋友向我求助，说李华医生急需口罩。当时，他已经感染，被送进了隔离病房。

我只有自己买的58个N90，全部送给了他，另外还有100个医用外科口罩。那58个N90，他拿到之后还分给他同事挺多，自己只留了20个，撑了20天。

被感染前，他平均每天要接诊60个以上的发热病人。然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李华和同事手里并没有N95口罩，也没有达标的防护服。他们只能戴着两个普通的外科口罩，穿着可以洗干净后重复使用的隔离衣面对病人，而这样的防护等级，还是整个医院里最高的级别。

1月15日前后，来看病的发热病人开始呈井喷状。床上躺着病人，地上打着地铺睡着病人，过道上堆满了病人，上个厕所都要小心，以防踩到地上的病人。

1月22日，李华开始觉得胸闷，头晕。他以为是因为连续工作，没休息好，并没在意。护士给他输了一瓶葡萄糖后，他又站起来继续接诊。

1月23日，他做了CT检查，结果疑似新冠病毒肺炎！

1月24日，李华倒下，被送进了隔离病房。

可住院期间，他也不闲着，参加医院的远程医疗队，在网上为患者提供视频诊疗服务。心里想的还是，出院就马上请求回去上班。

疫情面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一切都扛下来，尽管谁都扛不住。

我们武汉的作家方方，最近发了篇文章，里面写道：“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时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我铭心刻骨。

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里，也一定是铭心刻骨的一段。我只希望，这些医生能被更多人看到，记住。

//疫情不退，志愿服务不停//

武汉封城之后，公共交通停运，各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公交停摆影响的不仅是居民日常出行，一线医护人员的有序通勤更成了最紧要的问题。志愿车队，成了武汉在这个特殊危急时刻的基础运转轮轴。

将这些轮轴拆解下来，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而丰满的公民个体。

武汉封城当天中午，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条招募私家车主接送医务人员的消息，当时没犹豫就报名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平时跟医生接触比较多，打心眼里尊重他们。最近几年紧张的医患关系，特别是年底几起轰动全国的伤医案，让我很难过。每次看到这种消息，都会有种无力感，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旁观。可这个招募，给了我机会。

没什么崇高的目的，就是觉得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所在的志愿车队，大约有4000辆私家车，会有统筹人员把医生的需求发到车主群，我们自愿接单。

我接的第一单，是在火车站，一名已经休假的护士响应医院的召唤，从宜昌返回武汉，当时她带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直奔医院，很平静，就像是普通工作日的返岗。

车主群每天大概有1000多条需求，我一般早上6点前出门接人，忙活到晚上10点左右回家，一天能接送7至10趟。每次进家之前，我都得先把一次性防护服脱下来，进行彻底的消毒，因为第二天还得穿。记得有件防护服我连续穿了几天，当时的物资紧缺，只能那样。

相比一线的医护，我们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护目镜爱起雾，用之前拿热水烫一烫；连体防护服上厕所不方便还耽误事儿，就尽量少吃少喝；实在累了，就在没有订单的时候就在车里趴一会……

接单时，我不怎么和医生搭话，曾接过一个刚上完24小时连班的呼吸科医生，他们是一线中的一线，虽然他没有表现出很疲惫的样子，但我还是想让他休息一下，不去打扰他。

我遇到的每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什么。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希望，而我们想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但1月29日开始，武汉市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加强了对私家车出行的管控。我们志愿车队寻求沟通的个中波折也影响了部分车主的积极性，陆续有人退出，一度只剩下了400辆车！

好在后来政府要求各个社区必须保障医务人员的出行，还增加了免费的网约车服务，加上之前当地酒店为医生提供就近免费住宿，出行的需求量下降了不少，但仍有一些随机的缺口，我还能继续支援，不能忘记自己加入的初衷。

如果需要，我随时都愿意。

裴金成就是王辞说的那种——小区应急保障车队的志愿司机，为小区居民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包括载病人到医院排队、挂号、做检查、做透析等等。疫情时期的医疗资源尤为珍贵，不论哪家医院，每个步骤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

我第一次接送的，是个89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摔伤了，去医院做缝合清创手术。手术很成功，但老奶奶想再回到家，可难住了照顾她的60多岁的女儿。她家在7楼，但没有电梯！老奶奶自己爬上去是不可能的，她那身体和饱经风霜的老居民楼一样禁不起折腾，况且打了麻药有些迷糊，还老年痴呆。

和她女儿商量后，我也不顾被交叉感染的风险，就将老奶奶背上了7楼。

▲送小区病人去医院做透析

不只我自己，我的弟弟和儿子也是志愿司机——弟弟负责转运确诊患者，儿子负责接送医护人员。

就像他们和我说的：“一天接送一个医护人员可以节省3个小时，接送100个就是300小时，300个小时，医护人员能救多少人，怎么算我们都是赚的！人这一辈子碰不到这么大的事情，不管做什么，尽全力做，不后悔。”

在这场与病毒抗争的接力赛中，我们是会感到辛酸、失望、无助，可老百姓是不会丢掉自己的家的。

疫情爆发，人们不光面临生理上的挑战，还有心理上的困惑。

患者被迫离开熟悉的环境，被送到封闭的病房中接受治疗，无亲友陪伴，住院期间很可能出现焦虑、恐慌、易激怒等心理反应，甚至造成传染等“次生灾害”——负面情绪和恶性行为也会传染。

超负荷的运转，也容易让医生焦虑、抑郁，进而影响睡眠饮食和工作状态。

2月初，武汉肺炎疫情还处于紧急救治阶段，却很少有人关注医患双方和普通市民的心理状态。

于是，我们这些的本地的心理咨询师就主动请缨当志愿者，投入到此次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中。

1月24日，武汉市开通了两部心理热线为市民解压，防止“病毒未来，心态先崩”。

其中一部热线，就由我所在的湖北省心理咨询协会（15342296955）坚守，包括我在内的几百名心理咨询师为市民解答心理方面的困惑。

大年初一那天，我们一共接到83个热线电话，大部分是过度恐慌引起的心理问题：

有12岁男生诉说去医院没戴口罩，现在偶有乏力感，担心“新冠肺炎”降临到自己头上，和父母待在一起还是害怕。

有人打电话，诉说冰箱里空空如也，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因为害怕感染，不敢下楼采购。我们询问后发现，男子家中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一应俱全，但依然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恐惧。

而当人们真的确诊之后，还会经历一个否认期。

起初，有的人会有做梦一样的不真实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该如何反应，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接下来，就是汹涌而来的恐惧、焦虑、害怕。

就如我们排查病例时发现的那样：有的患者表现为情绪崩溃；有的会出现语无伦次或神志不清；有的会焦虑得在夜晚独自哭泣……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应激是正常的，但如果负面情绪得不到缓解，持续的时间过长，影响就会比较严重，甚至会抑郁。

在此期间，只要患者能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问题，我们就能提出相应的干预建议，比如减压操、睡眠操等易上手又有效的放松治疗方法。

但并不是每个心理咨询师都能做“心理危机干预”，疫情面前要谨防“冲动型心理援助”，需要评估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经验，防止汶川地震后“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尴尬局面，给疫区群众造成二次创伤。

毕竟，更好地帮助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认识的人足够多，能接调配的资源足够多，能做的事情也足够多。我们不要求什么回报，做多少贡献，只是希望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帮到武汉，让武汉的疫情早点好起来。

就像之前一位武汉博主说：“我的城市病了，但是我们会治好她，还是欢迎您以后再来武汉，我们一定请您吃热干面，赏樱花。”

和这句温柔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段时间武汉人民的境遇——确诊人数在不断攀升，一个个跳动的疫情信息就像是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确诊的人是不是自己。

细密的恐慌笼罩着武汉的每一个人，大量有疑似症状的人冲向医院，造成了对当地医疗资源的挤兑。

在社交网络上，以“武汉+求救”为关键字进行搜索，能够看到很多无法去医院接受治疗，甚至无法接受核酸检测的武汉人民。

于是，我们开始建立“疑似&确诊患者微信群”，一共4个，现在都满员了。有20多位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做后台支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对于他们来说， “病情确认、床位协调”这样的志愿服务是非常及时且有必要的。

截至3月份，我们能统计到的，通过我们获得住院治疗的患者一共有228例，出院15例。没能住院的患者，则由我们的志愿者医生、心理咨询师继续做线上诊疗和心理疏导。

▲帮助患者就医的聊天截图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志愿者招募组、服务项目宣传组、心理咨询组、患者帮扶组、物资捐赠对接组和线下车队等，针对不同的需求，各司其职，共同保障各项志愿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做志愿者，最害怕的就是不被人理解。可每次我们在朋友圈发一些志愿活动信息时，都有许多人评论，甚至主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他们能理解我们，想让更多的人能帮到我们，或者更多的人能和我们一样，为别人提供帮助。我招募到的40多名志愿者，大多就是这么来的。

江西赣州宁都县捐赠的100多吨新鲜蔬菜，从运输到调配，我们都尽可能地帮他们高效处理。

但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怀疑”的，有的人毕竟跟我们不熟，或者说得有人给我们做背书，他们才会信任。比如，人们看到我们的志愿服务信息后会产生三种结果：找我们寻求帮助；帮助我们；加入我们。

报名参加志愿者和捐赠物资的聊天截图

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会有人怀疑我们，怀疑我们的目的是否纯粹正当等等。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不能忍受！虽然我不是团队的主力，但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一定会和怀疑我们的人“死磕到底”！

但好在，相信我们的人更多。

可仅仅相信我们是不够的，我比较“贪心”，想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不用担心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慈善公益本就无所谓大小，只要我们有初心，做到多少是多少，能帮到武汉就行！

写在最后：

3月24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两个关键的时间点：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这一天，我们真的等了太久。

可能这段时间，对于大多数自我隔离在家的人来说，就像进入了一个扭曲的时间的机器，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我们身在其中，看着疫情张牙舞爪地来，也看着疫情一点点地好转，可能这前后的区别仅仅是出门或者不出门。

但从来没有一件事，会理所应当要发生。所有好消息的背后，是无数勇敢不退缩的一线医护人员、无数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不断努力的结果。

武汉解封，不代表疫情的完全结束，更不代表可以遗忘。

目前湖北仍有8000多名患者，其中四分之一是重症甚至危重症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最见血见命的终极一役。

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过生活;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

但是，

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

人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曼德拉《漫漫人生路》

没有人生而无畏，只是选择义无反顾

致敬所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