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集团37年了，可以说我自己对企业的发展非常自豪。可能有人会说不就养鸡吗?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极其传统，也很微利，但难在一直养鸡，养得还不错。

曾穷得冬天穿塑料凉鞋，

3000元50只鸡起步创业

我们家祖上是做买卖的。建国前，沈阳最繁华的地方有一间公司，叫荣信五金行，由我父亲打理。他是当地有名的大五金商。40年代初，做买卖的人上下班坐黄包车，而我父亲坐的是轿车。

沈阳解放后，我父亲被认定为资本家身份，被打垮了，公司也没了，他就去一个山村小学教书。听母亲讲，当时我们家给国家上交金条，都是用车拉着去的。

我出生在1956年。母亲生了10个孩子，一个大姐很早就没了，我在家里排行老九。那时家里已经破落了，很穷。

家里有那么多孩子，全靠我父亲一个人教书养不活，1958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从沈阳回到了大连旅顺的农村老家。我们全家就住在三间小破房子里。后来父亲一个人在沈阳待不住，也回到老家。他59岁时，就去世了，那年我10岁。

我小时候连布鞋都买不起，冬天就穿着塑料凉鞋。一年到头，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到生产队里去借;钱不够花，就到生产队里去支。完全是赤字状态。

我15岁扛着粪桶去大连掏粪。粪窖满了没人掏不行，可见了掏粪的孩子，人们又都捂着鼻子走，稍一不小心我还被人训斥。

好不容易上完初中，我以工代干，成为镇里公社的畜牧助理，主要是帮乡亲养鸡、养猪，还要到40个生产队，动员几千户农民完成国家鸡蛋的收购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4年，到了1982年，农村养殖业的热潮开始兴起。刚结婚的妻子许淑芬动了心，决定尝试养鸡来改善生活。我们俩东凑西借了3000元买来50只鸡，办起了家庭养鸡场，主要是她养，叫“许淑芬养鸡专业户”，在村里开始小有名气。

妻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和兄弟姐妹争吵了几次，1984年我还是辞去了公社的铁饭碗，把副业变为主业。我有点大男子主义，就把养鸡场改成我的名字“韩伟养鸡场”。

无论是“许淑芬养鸡专业户”，还是“韩伟养鸡场”，我们都是用人格来背书企业。这个企业出现任何问题，就是自然人、法人代表出了问题。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法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诚信”保证上。

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东北第一个贷款的农民：

1984年借了15万，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

最初创业的几年很艰难。

我最头疼的事就是给鸡治病。万般无奈之下，妻子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专门学习给鸡看病。回来之后，为了摸清鸡的习性，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天要全部剖剪死鸡，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时间长了，我就增长了很多知识，后来只要听到鸡的叫声，闻到鸡的气味，就能够判断鸡是否有病。

那时，妻子每天穿着雨靴，踩着鸡粪打扫鸡舍。我就拉着给鸡喝的水上山。我俩还要一起挑着鸡蛋到镇上卖。

就是这样靠卖一枚枚的鸡蛋，鸡场一天天扩大，没过几年就发展到了八千多只鸡的规模。到了1984年，想着创建一家现代化养鸡场，于是我一下子借了15万，成为东北第一个贷款的农民。

那时受大思潮禁锢的影响。《人民日报》头版倡导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我们的国策。一个人若要借债，人家会说你是个骗子，拿人家的被盖自己的脚。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37.5元。一万块钱、十万块钱，都简直是天文数字。所有人都吓懵了：怎么敢借这么多钱?这怎么还啊?别人非常不理解，觉得我是一个疯子。

但我就是胆子大。

今天很多人说我是英雄，其实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个时候很多人担心今天国家让我干，明天不让我干怎么办?到时怎么还钱?是不是还要蹲监狱?

只能说我在那个时代把握了机遇，敢借钱。我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一点。

1992年，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成立

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是年广久、刘永好这批人。

我做得也不错，算凤毛麟角，被团中央树为标杆。1985年我成为团中央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团中央的交流团，代表中国青年友好使者去了日本。后来，我还到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农庄、农场参观和考察。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些农场主很自豪地和我介绍这个农场是他曾祖父在280年前，或者150年前创建的，祖父将它做到什么程度，父亲又把它推到什么程度。我还常常能看到农场的墙上挂着非常陈旧的照片，它们见证着第一、二、三代创业者。

这些企业给我带来很多触动。我很奇怪：一两百年，他们怎么能耐得住性子不改行呢?

此时，中国还是短缺经济时代，哪怕扫地都能赚钱。所有东西都要票供应，几乎没人敢做买卖。我们发展得很快，有了好几个养鸡场。到1992年，养鸡场已经具备了100万只蛋鸡饲养规模，成为大连市最大的专业化养鸡企业。

我们需要一个总公司来管理，于是想申请成立集团。辽宁省政府说我们有这个想法挺好，就去请示国家体改委(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恰逢小平刚刚南巡讲话，国家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申请迅速得到了特批。

1992年8月19日，韩伟集团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在北京成立。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破例接待了民营企业的新闻发布会活动。

在成立大会上，有领导和我说，如果只用一个手摁一个跳蚤，就会把它摁死;如果这个手同时摁10个，可能一个都摁不死。我真担心你开了这么多公司，把握不好轻重缓急。

我认同他的观点。当时确实很尴尬，没有七八个公司不能叫集团，除了养鸡公司，我们还成立了广告公司、贸易公司，甚至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把这些都装进一个筐里。

我想我一个做农业(养鸡)的，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如果是为了赚钱，但是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也是为了再去养鸡。

集团成立之后一年半，我把其他和养鸡无关的公司全关了。

历时3年严苛检验，闯进日本市场

早期，各个省市都有很多国营和集体养鸡场。后来国营养鸡场99%都破产了，我们经营得还不错，没亏。1995年，韩伟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鸡场。

后来，我到日本考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牌子的和没牌子的食品，差价是10到15倍。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于是“咯咯哒”鸡蛋诞生了，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鸡蛋驰名商标。

我又花1000多万元购买了玉皇山的五座山头，建立了“海上鸡场”，三面环海，通风好。2004年，公司来了几个日本人，他们闭口不谈生意，而是到处看，鸡蛋、鸡毛、鸡粪、鸡饲料……凡是与鸡有关的，他们都很感兴趣。连续三年，这些日本人每年都要来一到三次。

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到底是要进口鸡蛋，还是瞎忽悠?

也正是经过这三年的跟踪、近乎苛刻的检验之后，日本人允许“咯咯哒”进入日本市场。我们的养鸡规模还曾一度在亚洲排名第一。如今，“咯咯哒”出口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日产鸡蛋240万枚。

如今的企业内部场景

一个月完成交班：大胆交、彻底交

4年前，我儿子接班了。

我觉得二代接班不成功，不是二代的问题，是父辈的问题。有的父辈太在意功名，假交班。也有的孩子确实不能接班、不愿意接班。

人早退晚退，早晚得退;早死晚死，早晚得死。既然我这个班早交、晚交也得交，我就早交。

我的两个孩子都曾在英国留学多年。最初先是我女儿接班，她干了两年，还是辞职做文化产业(回声书店)去了。

3年后她弟弟从国外回来，我也不敢让他直接到企业接班，就把他送到了银行。4年里，他负责贷款，做到了项目经理，对企业财务、负债率非常敏感。

儿子回来接班的时候，我说“养鸡愿意做吗”?他说“爸爸，不仅我愿意做，将来你的孙子也愿意做”。

我交班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带他在企业转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就不管了。连会我都不参加，签字权也交给他，硬生生把他推上去的。

我和妻子的观点是让他去犯错误，他才能改得彻底。损失几百万、几千万会让他刻骨铭心。

儿子接班到现在，干得不错，新东西学得很快，年轻人有精力。

“你现在还活着就是奇迹”

农业部长韩长赋曾到我们企业，他说“韩伟，你真了不起，别说你现在干得挺好，你(企业)现在还活着就是奇迹”。

当年被团中央列为典型的企业大部分已经死掉了。

曾经非常有名的“养猪王”刘家奎，叱嗟风云十几年;他还有一个老师叫宋鸿翔，下海养鸡，是大连当年的“八大金刚”。但他们后来都因民间集资，东窗事发，被关起来了。

只剩下一批像我和刘永好，这样按部就班的一批人。

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了，机会有很多，尤其我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还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年3月，韩伟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说实话，如果我运用这些资源，不时地捕捉机会，韩伟集团就不是今天这个规模了。

这些年有太多诱惑的东西，像期货、股票、贸易、走私贩私等等都出现了。这个时候要耐得住性子，要耐得住寂寞，很痛苦，我们还是守住了。

我经常用清末实业家张謇的话自勉：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要专注。一个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就不容易。我本本份份坚守主业，实实在在养鸡产蛋。

韩伟在检查鸡蛋

我始终不认为养鸡是一个小产业。中国的鸡蛋市值是4000多亿，如果要把它的加工和延伸加在一起，围绕这个行业大概有近7000亿的市值。

这需要时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企业要一步一步地做。

这些年，行业进入了很多资本。我们现在不是行业规模最大的，但财务很稳健、扎实。集团年营收约10亿元，也要量力而行，适度地扩充。今年，响应国家的精准扶贫号召，我们将投资8亿在辽西再造一个韩伟集团，还会在贵州的贫困地区建一个养鸡场。

老批评东北夸南方，会适得其反

现在，一些东北企业家对政治的评价有点过了，把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策问题，这实际是为自己的无能开脱。

南北方确实存在地理气候、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这个差异肯定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是有影响的，但不要夸大。

只能这么说，在为民营企业服务方面，东北肯定存在问题，没有南方做得到位。但不管是辽宁，还是东北并没有限制，也在鼓动、号召民营企业发展。企业最终要回归到自我修炼、自我成长、自我强大。

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批评东北夸南方的文章，我觉得很好笑，没有意义。适得其反，媒体越炒作，东北的领导就越有压力。

前政协主席李瑞环讲的一句话特别有意义，“选好角度，找准位置，帮忙别添乱”。但凡做企业，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我不大主张企业家过多参与政治，我们是搞经济建设的，政治是职业政治家们的工作，结果很多东北人太愿意搅合了。

一个企业家不要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是把企业搞死的魔咒，不要把“不投机”作为口号喊出来，而要实实在在地做，否则企业就容易危机四伏。

能做好企业的关键是自律，因为市场的诱惑太多了。

比如说现在一些企业抱怨社保增加了成本。有的企业还绞尽脑汁研究怎么打擦边球。而给员工交社保已经写入法律了。

企业自律是有伸缩性的，唱高调的是一种说法，实实在在做又是一种。像任正非和国内其他大企业，这方面他们一定做得很好，因为承担不起风险。

做企业的要好自为之。企业规模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企业的基石夯牢了，才能做到基业常青。

很多企业立志做百年企业，我觉得不对，我们要做永久企业、千年企业，因为我们要给后人、社会留下的是一种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不是一堆资产。像东华老师(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说的，我们只是财富的托管人。

大家现在对食品安全很有顾虑。为了人类的健康尽职尽责，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蛋、健康蛋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

切记一句话：因果关系是铁律

我做企业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她是个农村老太太，没文化，但是她讲的话非常有哲理。

我小时候家里穷，东借西借，欠别人很多钱。我觉得有件事特别奇怪，就问母亲：为什么经常有不认识的人到我们家里送吃的?

老太太就给我讲，这些是过去旅顺的乞丐，家里穷得不像样，一路要饭到沈阳。当时我们家在沈阳很有钱，我母亲就给了他们很多吃的，接济了很多穷人。

当我们破落之后，这些穷人生活得好了，他们就反过来接济我们。我母亲非常感激他们，其实他们也感激我母亲。

我母亲身体不好，她说：万一有天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帮着妈妈干一件事。我们还欠这个叔叔、那个舅舅多少多少钱，都得还;如果你们不帮忙还，将来我死了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猪或者鸡，上人家门口还债。

她就是用这种传统的东西，来告诉我们人要懂得感恩，要讲信用，人家帮助了我们，不要忘记人家。

母亲活着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晚上睡觉前至少和她聊半个小时左右。老太太睡了，我再回去。她经常和我讲你们要靠勤劳致富，要依法做企业，钱我们见过，不要(把企业)搞得这么大。这就是她的观念。

凡是用不合法、不合规的条件带来利益的，我都不做，这是我的红线。

像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有做好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但为什么所有银行对我这么好，每次都愿意把钱借给我们?韩伟集团37年的征信记录里没有任何污点，从来不欠银行一分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我有2000多个员工，这么多年没有拖欠过一天工资。我始终和我妻子讲，如果不给员工开工资，我们是生意能不能干，但对于人家来说是活命钱。我们企业有一个铁的纪律，每个月15号开工资，假如16号开，就要处罚财务。

我还记得老电影《小兵张嘎》有个情节。游击队对翻译官讲，“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一个人要为做的事情负责，要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要做有悖于良心的事。

我是佛教徒，佛教有句禅语：圣人畏因，凡夫畏果。企业家一定要切记：因果关系是铁的定律，头上三尺有神明。当人人都敬畏因果的时候，社会就和谐了。

一个贪婪的人是饿鬼

37年了，包括副国级以上，几乎每年都有领导到我们那里去。其他企业可能担心会出现上访，而我从来不保密。

我在村里长大，那是我的家乡。我非常愿意邀请朋友参观我们的“海上鸡场”，和他们讲这就是躺在大地上的丰碑。这是一个生态养鸡场，尊重自然，尊重科学。

如今的企业外景图

企业在村子里占了很多地，严格地讲，邻里、乡里矛盾非常突出，但是我们没有遇到。相反，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很喜欢我。

每年春节，我都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包红包。有时，我溜弯会碰到大爷们。他们说“韩伟，有你，我现在就不要儿子了”。我说“你真傻，儿子能不要吗”?他说“不要，我要韩伟。他们不给我钱，只有你每年给我钱”。

可能有人说我会收买他们，其实不是。

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词汇量也不是那么多。我只是干了那么多年，知道一些浅显的道理或者逻辑。

佛教讲一个贪婪的人就是饿鬼，即使拥有那么多钱，他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不觉得够。

有一句话说“财不入急门”。我有时候很心疼年轻人，那么多行业日新月异，换来换去，反而找不到方向。不要太着急，要坚守自己愿意做的事。

养鸡是第一产业、一个非常基础的微利行业，靠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滚动，但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大凡是巨无霸企业，背景一般很复杂，而韩伟集团就像一张白纸，睡觉也踏实。我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族企业，股权清晰。饭桌上就是董事会，我们家人晚上吃个饭就把问题都解决了，特别简单。

这是一个催生、催死的时代，催促你的生长速度很快，也催促你快速地走向死亡。有很多企业家都英年早逝。革命事业尚未成功，人就已经没有了，图什么啊?人一生来的不容易，家庭、企业、社会都要经营。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家庭，要把它当做一种享受。

从娘肚子里面出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有所作为，才能不枉来一次。

我始终认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企业家都要问问自己：我的存在对这个社会有用吗?社会需要我吗?还要问自己：我的存在是不是给社会带来了麻烦?

我真的觉得我们从事的行业对老百姓有好处，社会也需要我们，做这种事就特别有意思。

本文来源：正和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