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还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有人已经把卫星做成了一门生意。

去年冬天，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去了一趟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这里的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他的双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当天下午4点左右，冯仑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私人卫星“风马牛1号”被长征二号丁火箭送上了太空的瞬间。仅过了2分钟，这颗花费100万美元的卫星就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从2015年我国首颗商业化卫星吉林一号成功上天，3年里，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商业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珠海欧比特等企业已经成功将自己的数枚卫星送上太空，而九天微星更是凭借“瓢虫系列”火箭，一次放飞了7枚卫星，刷新了国内民营单次发射数量纪录。

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没有优质的研发环境，但这些民营企业凭借对成本的严格控制，愣是将卫星放上了天。

SpaceX的中国学徒

杨峰是“被迫”进入航天领域的。

2007年，出身北航电子工程系的杨峰离开央企创业，但他的物联网技术公司一直赚不了钱，很快濒临倒闭，连合伙人都跑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的事情太超前了，反倒做成了行业的先烈”。

在公司快关门的时候，杨峰听说同学那里有一份航天五院总体部软件开发的外部协作工作，顾不上合适与否，他快速接下了这份能拯救公司的业务。靠着这份“外快”，杨峰的公司很快便起死回生。尝到甜头后，他们干脆转型做起了航天领域的软件供应商。

2015年3月1日，一个叫做马斯克的美国人，在大洋彼岸用自己公司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将一枚通讯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当天，杨峰和公司同事们都看到了这则震惊世界的新闻。

看完新闻之后，杨峰和同事们沉默许久，看着彼此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做中国的SpaceX?”事实上，靠着给航天配套做一些边缘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始终只是小打小闹，发展非常受限，因此杨峰动了效仿马斯克发射卫星的大胆念头

趋势远比杨峰和同事们的预想更快，同一年，政府便开始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到卫星研制与商业发射领域。“政府给我们开了一扇门，我们就立刻跳了进去，成立了天仪研究院。”

热血归热血，杨峰清楚的知道照搬SpaceX模式在中国难以实现。中美两国政策差异较大，国家刚放开民营航天的“口子”，未来趋势还不甚明朗。资金方面也是一个大问题，SpaceX的资金可以依靠马斯克另一家知名电动车企特斯拉支持，但天仪和杨峰却什么都没有。

依靠着前期航天领域的软件供应商角色，杨峰大致摸清了商业航天行业的门道。天仪要做的绝不是与“国家队”竞争，他因此向公司提出“三不”原则：不直接承接国家任务，不和体制内传统科研院所竞争国家卫星任务;不销售单颗卫星;不做国家已布局的卫星应用，不直接涉足遥感、通信、导航三大传统卫星领域。

那什么才是天仪的核心?答：“快”和“低”。

杨峰对于天仪的思考，来源于SpaceX。毫无疑问，SpaceX 是目前最成功的商业航天公司，也是发射失败最多的公司。它主动寻求低价，把成本越做越低，把速度和基础迭代越做越快。

“上去的东西多了，应用就多了，市场就大了。计算机不是这么演变的吗?通信行业不是这么演变吗?汽车行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航空工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为什么航天就一直要居高不下的成本呢?”

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卫星的制造成本和发射成本都比以往大大降低。虽然单颗星完全比不上大卫星的能力，但是他们拼的就是“一箭多星”。这样就在能够提供更好服务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行业门槛。

上天的生意

2016年11月份，在经历近1年的研发后，天仪自主研制的卫星，也是中国首颗民营卫星正准备接受发射的考验。

按照当初的发射计划，是1枚火箭搭载5颗卫星上天，天仪研究所的卫星刚好排在队列第5，而杨峰恰好也是发射指挥大厅中唯一的商业公司代表。

指挥厅大屏上，卫星分离成功后屏幕上的标点就会由红转绿。到最后，整个屏幕都是绿色的，只有天仪的那一角是红色。杨峰焦急的盯着屏幕，从第4颗卫星分离，到天仪的卫星分离，一共用了19秒。这19秒，是他度过的最为煎熬、最为漫长的19秒。

火箭发射成功后，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随后，进入卫星与火箭的分离阶段，每当有一颗卫星成功分离，会场就会响起一片掌声。

“我们天仪是最后一颗星，而我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庆祝的人。”伴随着最后一个红点变成绿色，杨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这个19秒，天仪团队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

“办公室在2楼，员工宿舍在5楼，实验室在1楼，很多同事累到没有力气上下楼，直接往实验室的地上一趟就睡了。”

这颗被命名为“潇湘一号”的卫星入轨后将进行多项航天技术试验，包括空间软件无线电试验、导航信号增强试验、新型星载计算机搭载试验、高精度光学稳像试验等。这些科研实验是由天仪和航天一院十四所、中科院光电院等航天传统优势单位联合研制的。

客户对于卫星的需求多种多样，比如冯仑希望自己的卫星能通过手机进行太空直播;通讯公司希望卫星能够代替地面基站，覆盖更多地区;科研单位希望卫星能够携带实验样本上天，并在太空中完成实验。

为太空科研搭个桥，是杨峰和另一位合伙人任维佳为天仪思考的商业模式。对于太空科研市场来说，缺的不是钱，而是“上天”的机会。

任维佳毕业于清华，曾在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任主任工程师，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六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等研发任务。工作过程中，任维佳注意到大量需要被带上天的科研项目，都因为排期的问题而被无限期搁置。

“如果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科学家呢?或许10年，甚至一辈子，他可能都很难等到一个机会对太空验证。而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缺位的需求。”

科研单位有明确的需求和充裕的付费能力，这个市场规模小，“国家队”看不上，其他民营企业也没有涉足，天仪要抓住的就是这些机会。因此，面向全世界的科研院所与科学家，提供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验证的服务，成为天仪对自己的业务定位。

上天的生意看似容易，实际上并不容易。它意味着，天仪团队不但需要了解航天工程的指标要求，还需要了解科学家的科研需求。

天仪的很多客户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技术牛人或是牛企，但他们自身并不懂航天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能说清楚自己的科研需求。而天仪团队中，既有航天工程师，又能听懂他们专业领域的专业需求描述，大家可以无障碍沟通。

经过2年多时间的摸索，天仪依靠这种模式成功发射了10余颗卫星，获得超6000万的卫星业务收入，成功闯进“2018中国商业航天30强”。

稳定压倒一切

商业航天好消息很多，坏消息也不少。

冯仑冒着严寒放出的那颗“风马牛一号”，没能达到他要求的太空直播目标。这枚上天的卫星最终因为无法回传图像数据，而被搁置在寒冷的外太空。

去年11月，中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在发射过程中，因三级火箭姿态出现异常湮灭在大气层里。

可以确定的是，坏消息并没有影响后继者继续仰望星空的热情。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商业航天项目不断涌现。火箭运载、空间科研、导航通讯等，后进玩家们不断寻找着“上天生意”里的每一个可能性。

资本的表现更加疯狂，据哈工创投对将近50家商业航天企业的统计，2018年，中国共有19家企业获得23亿元以上的投资，卫星星座运营领域8家企业融资总额超4亿元。其中，天仪的B轮融资，就贡献了1.5亿元。

相对于投资者和从业者的热情，潜在客户更关心的是民营航天的安全和稳定性。毕竟，谁都不想因为一次失败的发射，而将自己的产品连同火箭一同付之一炬。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务院在2015年10月印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通知》。这似乎表明，国家开始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及系统建设。

所以，趋势可能是，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各个民营航天创业者还有足够的时间试错和迭代。抛开投机者制造的泡沫，民营航天的全部价值都必须建立在航天服务的稳定提供之上。稳定压倒一切，不压倒稳定，注定会被稳定所压倒。

要知道，在这个自带“烧钱”属性的行业，稳定考验的是创业者的综合实力。研发、制造、发射、运营和维护，每个环节的背后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与精力。

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行业。马斯克将它视为宏伟的梦想，而中国玩家考量更多的是生意本身。在无数凝视太空的眼神中，有冯仑，有杨峰和任维佳，还有前仆后继的太空创业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