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鸟的消失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

它似乎意味着我们很可能会失去那些“资源”，进而不得不放弃习以为常的一种娱乐和生活方式：不付费而自由自在地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产品。

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接受并习惯这些来自于外国的电影和电视作品的？对于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来说，这似乎并不是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追剧和追片当成了家常便饭。但对于稍微年长的人来说，从视听严重匮乏的贫瘠岁月过渡到现如今的“资源”极大丰富，时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久远。

特别是在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想看到自己心仪的外国电影并积累起系统而全面的观影知识与经验，并不像我们今天习惯的那样容易。

01

1995年我在上海上学。一个初夏的傍晚我走出宿舍楼，看见食堂门口贴着今天晚上学校录像厅要播放的片目：《重庆森林》。

那时，似乎我身边已经很少有人去电影院：八十年代兴盛一时的国产类型片风潮已经偃旗息鼓，通过正规渠道引进的外国片也屈指可数，1976年以后北京上海曾经人潮汹涌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电影院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变得门口罗雀。

但同时，没事就想看个电影作为娱乐的人数却呈几何级数向上增长。当然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走进正规影院了，因为录像机和录像带突然在各个家庭普及起来，而录像厅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想看电影的人要么三五成群窝在家里沙发上盯着电视，要么像离家在外地上学的我一样，花几块钱买张票钻进狭窄黑暗的小屋，坐在硬梆梆的折叠椅上瞪着投影幕布过完两个小时——虽然观影条件实在简陋，但是却看到了以前从未得见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电影。

应该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家开始有了看录像带的习惯。我有个亲戚八十年代在深圳做生意，住的地方可以接收到各种海外电视频道。他闲暇时间用录像机录下了大量电视频道中播出的香港和外国电影带回北京散给亲戚朋友们观看。我记得自己在某个春节坐在七大姑八大姨中间第一次懵懂着看完了《野战排》《猎鹿人》和《美国往事》，连其中每隔二十分钟就插播的外国电视台广告也都照单全收。

等我家也买了录像机，我便和那时的半大小子一样转而变成了港片迷，整天扛着自家的录像机往别人家蹿，翻录回一盘又一盘马赛克遍布、人物眉眼模糊的影像，看熟了《英雄本色》《赌神》《警察故事》，逐渐可以勉强辨认出周润发、刘德华、张国荣、成龙、元彪和洪金宝。

现在想来，那可能是最早自发的“盗版”行为，除了满心欢喜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罪恶感。

遍布街头的录像厅此时也几乎在放相同类型的电影：除了香港武打片和黑帮片就是美国B级动作片，史泰龙、尚格云顿和斯蒂芬·西格，外加总是一张扑克脸的查克·诺里斯，都成了熟脸儿，偶尔也能看到个把爱情片：我和初恋女友就曾经在北京北展剧场改的录像厅里看《秋天的童话》嚎啕大哭，出来手就拉一起了。

当然，在最开放的八十年代，各种禁忌都在被打破，录像厅可以大张旗鼓地在北京街头挂出“《军妓》”或者“《卖身女》”之类的大招牌招揽观众，现在哪个影院敢在首都玩这样的花样，市容城管早就上门伺候了。

我中学时代曾经一度好奇，为啥录像厅里放的电影都会比我自己翻录的录像带清楚好多，后来才听人说，大部分录像厅都有渠道可以从广东搞到原版香港录像带，放映效果自然没有磁带翻录次数太多而导致的失真。

再往后，很多录像厅门口都贴出了“激光”二字，偶尔买张票进去看，会发现视觉效果清晰数十倍，终于能看清人脸上的痦子了。左右打听才知道放的这是“镭射影碟”，因为盘面像黑胶唱片一样大小，在北京被称之为“大盘”。这玩意儿因为能以数字方式最大程度保留模拟信号，不会像录像带一样放的次数太多导致磨损。

我一度非常迷恋“镭射”那清晰无比的放映效果，曾经想说动父母也买一台镭射影碟机，但一打听价格就闭嘴了：他俩那时候的一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够买两张光盘，更别说机器了。

几年前看到一则新闻：日本先锋公司直到2009年才停止镭射影碟机的生产。而在蓝光出现之前，镭射影碟一直是最清晰、还原度最高的播放介质，超过DVD。这么看以前我在“激光大盘”录像厅度过的那些岁月，其实是相当珍贵。

02

我第一次看到VCD是1996年春天在上海虹口公园北门东侧的一家音像店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纸盒封套上印着“美亚娱乐”。那时还不知道VCD这东西该怎么用，差点买回去想塞在CD机里试试能不能出声，音像店老板解释后才知道需要另买VCD播放机接在电视上才能看。

在学校门口卖打口磁带和CD的一位“高人”开始收集大量的VCD，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机器可以播放这些光盘。我去他家看过一遍他的收藏以后，才发现VCD的片种和以前看过的录像带不大一样。

在录像带时代我只看过香港和好莱坞电影，但VCD却有大量的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片。我又去虹口公园的音像店，看了半天封面左挑右选买了岩井俊二的《情书》和《燕尾蝶》，半年后才在一个刚买了VCD机的朋友家把这两个电影看完。

当我从上海毕业，背回北京一大书包外国电影VCD，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台三碟连放的VCD机，这样就可以舒舒服服躺在沙发上，不用动窝把这些日思夜想的电影真正看完（VCD光盘只有800兆容量，所以一部电影起码有两张光盘，使用单碟播放机必须中途起身换盘才能看完一整部电影），而它们在我宿舍的床下已经躺了快一年。

我大概过了很久才意识到什么是盗版产品，以及这些盗版VCD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渠道被复制而运送到大陆销售。它并不合法，但却带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电影世界，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那时候我并没有学过电影，但已经跑到三联书店买回了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书边看片边琢磨，并尝试攒齐某一个导演的作品（比如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大概回到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VCD光盘就堆满了我的一个书架，而我也变成了一家只关注外国电影的报纸周刊编辑。

03

刚去报社上班不久，有天中午在附近的商场闲逛，看到了DVD播放机的样品。老实说，VCD的画质着实差劲，某些时候甚至比不上录像带，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DVD画面的时候，被它的清晰度和色彩镇住了。

常到报社来推销电影光盘的一位“大神”开始带来一些DVD。这次，我是先买好了机器，然后才开始鸟枪换炮，将喜欢的片都升级为DVD光盘。

由VCD到DVD的转变非常迅速：进入1999年后不到几个月时间，北京就在新街口和西四北大街一线形成了DVD电影光盘一条街。在临街的音像小铺，或者街道两侧的电子市场里，隐藏着无数的DVD零售摊点。

开始这些店铺并不算光明正大，出售的片子也都包装简陋，品质低劣，经常出现跳盘、马赛克和无法读盘的状况。但随后一些装修正规的音像店开始销售包装精美品质优良的光盘，不仔细查看根本分辨不出盗版和正版的区别在哪里。盘基更好，容量更大的D9盘也随之出现，如果说以前D5盘在复制过程中经常压缩影片画面质量的话，对于D9盘来说则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欣赏到与原版画质一模一样的影片。

盗版盘的生意似乎在南方某些省份越做越大，碟友们甚至传说某些“不法分子”租了万吨巨轮开到公海，安装了几条光盘流水线以后，24小时昼夜不停生产。于是电影光盘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北方，从数量到种类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中国的应该是世界电影资源最发达完整的国家。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在街角的音像店里被翻到。

也正是在这个盗版DVD时代，喜爱看电影的人群数量骤然上升了。周末DVD店里总是挤满了买碟试碟的男男女女，一些紧俏的片子往往一到货就被哄抢一空，很多人添置了全套家庭影院系统，每礼拜嗷嗷待哺地等着看新鲜出炉的大片。

彼时的他们早都忘记了电影院的大门冲哪边开。

DVD买家们迅速分化了：只看美国大片的“发烧友”们聚成了一群，喜欢看经典老片的人凑成了一伙，而另一些人则只挑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偏门电影看。连带着卖家们也提高了水平，有那么几家著名碟店老板几乎成为了艺术电影鉴赏百科全书似的人物，提起偏门电影或者艺术片导演，无所不知无人不晓。一个传说是某著名电影学院教授也拿着DVD盘向碟贩请教：这是什么片？这导演是谁？

从1999年到2003年，每礼拜去碟店淘碟几乎成了我上班以外的第二项工作。我买了将近上万张DVD，虽然只看了其中一半不到，但依然通过这密集的观影经验和随之而来的电影写作经验，成了一个自封的准“电影专家”。

2004年，我在巴黎一家电影学校学电影制作。摄影师出身的老师提到的每一部电影我几乎都看过，他好奇地问我在哪里看的这些片，我只好回答：“我都有盗版盘”。

他想了一会儿，小声对我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04

1995年的那个初夏晚上，《重庆森林》散场，我从学校的录像厅走出来，有点看傻了。我第一次意识到电影原来可以这么拍而且更动人：晃动的画面，粗糙的质感，分成互不联系的几段，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人物像梦游一样喃喃自语，相爱的两个人最终也可以是永远互相错过……而在此之前，我只觉得《虎胆龙威》好看，《致命武器》精彩，《肖申克的救赎》是传世经典。

现在回想起来，在录像厅里看《重庆森林》的晚上，我对电影开了窍。它让我意识到了电影的各种可能性，让我不仅仅把它当成消遣，而是终身的兴趣所在。这都要感谢学校食堂对面那家播放走私录像带的录像厅。

所以当法国老师问我是不是“羞耻”的时候，我感觉由于文化和生存环境的隔阂，我几乎没法回答他。

一方面，每一部电影都是创作者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结晶。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劳动中回收报酬，不但创作者本身甚至连这个行业都会因为无法生存而遭淘汰消亡的厄运。作为一个西方电影从业者，买盗版看盗版，不但是变相的“偷盗”，更像是一种慢性自杀。

站在这个角度，“羞耻”这两个字并不过分。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封闭环境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另一部分人类的思维情感是怎样表达的。是电影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同时以最感性和最理性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那个外在世界的整体模样。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以“非法”姿态跨越了国界的录像带、镭射光碟、VCD和DVD又是思想和情感的无形使者，它们不但让像我这样的“无所事事者”喜欢上了电影并以它为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将我们与那个截然不同地外在世界勾连起来：即使你从未踏出过家门一步，也不会对那个外部世界感到完全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你也会或多或少地明白那些外部世界的语言方式，理解它们有可能在说些什么。

如此来看，“盗版”又是幸运之神，在我们精神饥渴的时候，“喂”给了我们一些“食粮”，让我们得到了一些难以通过常规渠道获得的认知、感受和快乐，使我们和世界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精神同步。

所以，“羞耻”与否，这真是个充满悖论的无解之问。

05

互联网带来了电驴、BT、迅雷、网盘。

电影的传播甚至摆脱了物理介质的界限，成为一种轻松随意而又迅捷快速的沟通方式。我们似乎是瞬间掉入了海量资源的宇宙里，四处张望甚至不知该看什么好。

而在这个时代，是否通过正常渠道，更多的不是钱财问题，而取决于能否快捷、准确、完整和自由地获得资源。没有了界限，我相信很多人都真诚地愿意掏腰包按需付费。

当然，我们也经历了人人影视、射手以及如今胖鸟地倒掉。

前几天还有不止一个人向我抱怨：网络资源时代，十几年前买的那些DVD电影盘不知该怎么处理，扔了可惜，留着占地儿！

我很想这么劝他们：先存着吧，说不定你以后还会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