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执行 | 本刊记者 糜 丰 王思宇

　　智慧支持 | 商界企业研究院

　　改革是决心，是勇气，更是方向、坐标和路径。这条铺满鲜花的荆棘之路，充满着成功与挫折，睿智与困惑，坚定与徘徊。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商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中国本土发行量最大的商业财经杂志之一，《商界》自1994年创刊以来，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进程，忠实记录了中国企业昂扬向上的激荡岁月。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本期特别策划，我们梳理与重温《商界》杂志创刊以来部分封面人物故事，以飨读者——致敬那些改革年代中的奋斗面孔，呈现中国商业的进化与中国企业家们的砥砺前行。

从希望走向希望

　　激荡40年

　　时间的年轮，色泽鲜明，一圈圈环纹中隐藏着历史的深浅。

　　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如何触摸“40年”这个并不算短的改革周期?

　　这40年，既是大国崛起，昂扬向上的40年，也是人心思变，追求财富梦想的40年;既是市场经济从稚嫩走向成熟的40年，也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不断进化的40年。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到2018年，中国有超过2 700万家民营企业;1978年，中国企业很难参与全球竞争，到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20家;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不到2%，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接近全球15%;当前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40年前的近10倍。

　　回望历史的风尘，总有惊艳之处。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堪称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40年，我们理应共同向一个时代致敬。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启示、世界意义和影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40年，那门开向大海。从全球经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在一轮接一轮的全球浪潮中抓住了机会。比如，当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正好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利用人力成本的优势发展了制造业。又比如，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赶上了信息化革命的头班车，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而是推动者和引领者。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40年前，改革开放让中国在困顿中破冰前行，实现了一个大国的气象转换。40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传承过去的基础上激荡未来。

　　大河改变的方向

　　大江大河，潮涨潮落。

　　恢复高考、建立经济特区、包产到户、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加入世贸、创新创业……40年来，每一次潮水涌来的方向，都是国家前途和个体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变。

　　改变潮水方向的动力来自在哪里?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所著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里，所有的重大变革主要来自于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一直处于探索中的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

　　第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

　　事实上，改革开放迄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40年来，潮水从未停止，但却总有变化。

　　变化体现在风口的源头。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大数据、新材料等变革要素正在有机融合，催化着新兴产业的狂飙突进，这种强大力量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

　　变化体现在大河的流向。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的消费方式，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价值，也孕育着新的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当单纯追逐财富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人群体的焦虑与困惑，整个商业社会亟需重塑价值体系。

　　变化体现在前行的姿势。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迭代，投射出的是新一轮经济转型升级的逻辑走向。新旧动能转换的按键之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对于中国企业和商人群体而言，在今天竞争如此充分的商业环境中，只有提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基业常青，也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才能驾驭更大的风浪。

　　榜样的力量

　　2018年10月2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旨在激励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在激荡40年的浪潮中，市场经济所勾勒的企业家和商人群像，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注脚。

　　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40年，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商人群体的奋斗，就不会有现在的经济繁荣。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提供就业岗位超过80%，企业数量占比和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

　　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为中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认为，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往事并不如烟，有多少筚路蓝缕与如履薄冰，就有多少故事藏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从农村致富能人到乡镇企业带头人，从知识分子下海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鸡毛换糖”的小商小贩到“跟全世界做生意”的互联网英雄，这个群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与市场的较量中，他们勇立潮头，与时俱进，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繁荣进步;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传递了勤劳勇敢与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创业经历，都是改革开放宏大历史的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企业家精神需要进一步传递与弘扬。我们试图透过私营经济解冻、区域经济模式探索、市场意识觉醒、中国制造崛起、互联网浪潮5个方面，回望那些激荡岁月与万物生长，并从中找到力量与坐标。

　　破冰先锋——私营经济解冻

　　乡镇创业家

　　1978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件破草屋里，18位农民摁下红手印，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实施，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寻找出路,成为乡镇企业兴起和发展的动力。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等“改革明星村”纷纷涌现，中国经济新胎动正在广袤的农村发生。

　　浙江萧山农民鲁冠球创办的“宁围公社农机厂”，业务范围涉及农机修理、轴承加工、汽车万向节制造等。到1970年代末，农机厂已发展到400号工人，年产值300万元。虽然业务不愁，但也“肢解”了仅有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消耗着鲁冠球的精力。正当鲁冠球寻思着如何做减法的时候，传来国家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的消息，他当即决定，下马其他产品，集中精力做万向节。

　　在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万向节厂有数十家，供求几乎完全饱和，真正缺的是进口汽车万向节。鲁冠球认为，搞乡镇企业，就得避开“热门”找“缺门”，销“缺门”。多年以后，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评述：“把生产的战略决策集中于向专业化进军的点子上，不生产滞销的产品，重点生产市场奇缺的进口汽车万向节，以此迅速占领市场是极关键的一招。”

　　1984年对于鲁冠球而言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年份，他的万向节第一次出口美国，并跻身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汽车巨头的供应商名单。同年，鲁冠球成为第一个出访美国的中国农民企业家，美国同行送了他一句话：“先进的技术不能弥补落后的管理，而先进的管理可以弥补落后的技术。”从此，在鲁冠球的经营思想中，企业要发展，必须培养造就一支善管理、懂经营的管理队伍。

　　鲁冠球是乡镇企业产权意识最早苏醒的企业家之一。早在1983年，鲁冠球便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获得了自主经营的权力。9年后，他“花钱买不管”，与政府明晰产权，从乡镇企业的承包经营者变成了真正的民营企业老板。

　　经过40多年的发展，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汽车零部件”集团。2017年10月25日，72岁的鲁冠球溘然长逝，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背影。

　　与鲁冠球的经历相似，小其1岁的曹德旺也是通过承包乡镇企业的方式走上历史舞台的。曹德旺自幼家贫，放过牛，卖过烟丝，贩过水果，修过自行车。1970年代中期，福建福清市高山镇成立了一家异形玻璃厂，四邻八乡中有名的“能人”曹德旺当了一名采购员。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个连年亏损的乡镇企业，当年就赚了20万元。2年后，曹德旺将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入股异形玻璃厂，占有50%的股份。这也是福建省公有制企业第一次与私人合资。

　　80年代中期，大量进口汽车开始拥入中国，但低等级公路却使汽车玻璃频频损坏。而汽车维修玻璃通常要从日本进口，价格昂贵。曹德旺看到了商机，创立福耀玻璃，将主业转向汽车玻璃，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到1993年就占据了国内汽车玻璃40%的市场份额。

　　中国“入世”后，福耀加大拓展海外市场，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国家建设产销基地。目前福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占全球25%的市场份额，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选用。

　　曹德旺从内心感激改革开放与国家政策，始终不忘回报社会，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他累计个人捐款已达80亿元。

　　个体户的曙光与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镇个体经济开始兴起，但当时的个体工商户都没有营业执照，属于“地下游击队”。直到1980年12月，19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一张编号为10101的营业执照，这张用毛笔填写的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彼时，年广久、刘桂仙、温州“八大王”等著名的个体户们，正在起早贪黑地忙碌着。而在北京，一个叫李晓华的青年靠在北戴河卖冷饮赚了十几万元，他以此为本钱，买了一台组装录像机和大屏幕投影机，在秦皇岛开起了录像厅。娱乐生活长期贫乏的人们，在港台武打、言情片的巨大诱惑面前，挤破脑袋也要进去看，1块钱1张的门票，被炒到了10元1张。

　　靠着开录像厅，李晓华大赚了一笔，很快就成为了北京城有名的大款，开着新款奔驰280抖尽威风。但他并不满足现状，而是选择远赴日本学习经营管理之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晓华从报上看到一条有关“101毛发再生精”的报道。当时日本生活水平高，非常注重个人形象，李晓华感到机会来了。他拿到“章光101毛发再生精”代理权，并在日本大卖。后来，李晓华在香港创立华达国际投资集团公司，涉足房地产。1992年，已是超级富豪的李晓华，花75万元买了一台法拉利348超级跑车，成为国内第一个拥有法拉利的人。

　　把李晓华的发家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许并不过分，因为那个市场经济启蒙的年代，给每一个尚不富裕的中国人提供了有无限可能的致富机会。

　　这个时期，一些公职人员放弃体制保障，也加入到个体户大军中。在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一个泥砖墙茅草顶的小院里，刘永好兄弟4人在家庭会议上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当了6年中学教师的刘永好心想，凭什么捧着“铁饭碗”受穷?兄弟们一致决定：“脱掉公服，当专业户!”

　　刘永好兄弟相继辞职，到农村干起了良种场。一开始是卖鸡苗，后来听说鹌鹑产蛋率高，又容易大规模养殖，便养起了鹌鹑。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个鸡蛋卖一毛多钱，而只有它五分之一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2毛。到1986年，刘氏兄弟已经养了15万只鹌鹑，把鹌鹑蛋卖到了全国各地。

　　如果从培育雏鸡到养鹌鹑是刘永好兄弟经营空间的扩展，那么从搞养殖到开发饲料生产，则是从家庭作坊式经营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跨越。上世纪80年代末，泰国正大集团的猪饲料在中国卖得非常好，饲料市场的前景让刘永好兄弟当机立断，成立“希望饲料公司”。

　　1989年，刘永好兄弟的“希望牌”乳猪饲料开始推向市场，凭借质量和价格优势，很快在四川农村走俏。1992年，已经进军全国的希望饲料公司改组为希望集团，成为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之后，刘永好组建了新希望集团，逐渐形成了多元化混业布局。

　　目前，新希望集团在全球共有500余家分、子公司，员工近7万人，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已发展成为以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兼顾投资、运营新兴行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刘永好曾说，新希望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希望。

　　潮涌神州——区域经济模式探索

　　苏南的春天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江苏南部地区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当时的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主要通过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并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1983年6月16日，对于无锡港下乡荡上村支部书记周耀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党组织的一纸调令，他接手了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周耀庭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实行计件工资、“带资进厂”到“一包三改”，从优化产品结构、启用“红豆”品牌到注册“红豆”系列商标，接手当年即扭亏为盈。

　　正当厂子发展步入正轨之时，周耀庭却为人才问题发了愁。当时乡镇企业没有大学生分配的指标，怎样才能吸引大学生进厂?周耀庭动员大学毕业分配到河海大学任教的儿子周海江回来创业。大学生辞职进乡镇企业，很快就起到了示范效应，周耀庭又明确提出“一方水土用八方人才”，出台各种措施，五湖四海的人才陆续加盟红豆。

　　1988年，“红豆”推出第一个专利产品——护士衫，一举风靡全国，企业利润翻番，在1990年成为江苏省首家亿元级乡镇企业。3年后，红豆实行股份制改革，率先突破了“苏南集体经济模式”产权不明晰的发展瓶颈。

　　在周耀庭、周海江父子把乡镇企业一步步做大的时候，他们的无锡老乡蒋锡培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私人企业改制为乡办企业。

　　蒋锡培起初自筹资金180万元，带领28个人在无锡宜兴范道乡创办了远东集团的前身—范道电工塑料厂，主要生产照明用电线。当时江浙一带建筑项目特别多，对电缆的需求很大，蒋锡培的厂子成立第一年营收就达到400多万元。

　　尽管开局不错，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私企在政策、贷款、人才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为什么不走集体企业这条路?1992年初，蒋锡培接受范道乡党委建议，把私人企业改为乡办集体企业，主动戴上了“红帽子”。有很多人不理解，自己好好的厂子干吗拱手送给乡里?

　　殊不知，蒋锡培这一举动却为企业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机会。企业急需的银行贷款来了，新厂房建立起来了，新设备购回来了，新产品开发出来了，人才引进来了。1992年改制当年，企业营收便突破了5 000万元。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远东又经历了3次改制，通过回购国有股和集体股，再度实现民营化。2017年以327.22亿元的营收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63位。

　　再看周耀庭父子的红豆集团，进入新世纪后，产业触角已涉及纺织服装、橡胶轮胎、大健康、园区开发四大领域，2017年营收超过600亿元。在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上，已接班企业管理权的周海江，作为全国乡镇企业的唯一代表，荣登“企业成就”彩车，手挥鲜花行过天安门。那是红豆乃至整个乡镇企业的高光时刻。

　　苏南模式：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

　　温州不相信眼泪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温州便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相比，温州以私营为特征，代表了早期的个体创业路径，“温商”也成为民营企业家群像中最生猛的一支。

　　南存辉的老家温州乐清柳市镇，被称为“中国电器之都”。1984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作坊已是遍地开花。尽管父亲坚决反对南存辉丢了补鞋的祖业，他还是固执地以自家住房折价，加上辛苦补鞋的积蓄，与同学胡成中创办了正泰集团的前身—“求精开关厂”。

　　那个年代，农民搞工业，放下锄头拿起榔头，根本不懂技术和质量管理。但电器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标准要求，结果温州柳市的电器出了很多质量安全问题，产业遭遇低谷。南存辉选择了以质量求发展，专门从上海请来电器工程师，到厂里做技术指导。在技术专家的帮助下，他成为柳市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生产许可证的人。

　　对质量的追求给南存辉带来丰厚的回报，让他在整个温州低压电器市场低谷中一枝独秀，产品畅销全国，1990年产值达500万元,次年产值翻番，达到1 000万元。1994年，南存辉成立正泰集团公司，以资金、产品、技术为纽带，促进了企业规模发展壮大。

　　正当南存辉靠质量赢得市场的时候，杭州武林门广场的一把火却让王振滔陷入绝境。

　　1987年8月8日，5 000多双从各地查抄而来的劣质温州皮鞋在武林门广场被付之一炬。一夜之间，温州皮鞋成了“纸板鞋”的代名词。

　　温州皮鞋的信誉雪崩，导致许多鞋企纷纷应声倒闭，危机一度蔓延到温州其他行业。王振滔想不通，自己卖得好好的真皮皮鞋，怎么就变成了伪劣产品，难道仅仅因为是温州出产?

　　急功近利，欺骗市场，其结果是失去市场。王振滔深知，唯有卧薪尝胆，在狠抓质量的基础上再造信誉，才能为温州皮鞋雪耻。1988年，王振滔用仅剩的3万元创办了永嘉奥林皮鞋厂，后来改名为“奥康”。

　　第二年，王振滔带着奥康皮鞋杀回了让他跌倒过的武汉，好不容易以试销的方式，把鞋子摆进了一家商场的鞋柜，但半个月也无人问津。终于有一位男顾客，琢磨很久之后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递过一支笔对他说：“您将是奥康永远的荣誉顾客，我们将来能做大的话，您将永远免费穿奥康!”

　　这桩新鲜事儿经过一家媒体的报道，奥康突然间出了名，400双皮鞋,10天内就被一抢而空。王振滔立马催促厂里连夜赶工，货运到没几天，又销售告罄。他以租赁专柜的形式连续进驻了武汉市区的数家商场，开创了中国“引厂进店”销售模式的先河。此后王振滔一路高歌猛进，将这一模式陆续复制到其他地区。1996年，奥康突破亿元销售大关，6年后销售额达到了10亿元。

　　岁月更迭，奥康和正泰早已是上市公司，以南存辉、王振滔为代表的温州商人依然挺立在市场经济的潮头。经济学家周其仁评价，南存辉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一步一步地走来，在每一个重要的分岔路口，都做出了被事后证明经得起检验的抉择。而王振滔在总结奥康发展时也常说，“人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

　　温州模式：

　　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基本特征：经济形式家庭化、经营方式专业化、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服务环节社会化。

　　珠江风云起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

　　不是机遇看上了何享健，是何享健抓住了机遇。作为珠海的明星企业，何享健创办“美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8年。广东顺德北滘镇23位居民掏尽腰包凑齐5 000元钱办起了一间塑料加工小作坊，何享健是这23个人的头儿。

　　1980年，何享健带着23个人偷师学艺，用手工敲制出了第一台风扇，并取名“美的”。凭借广东人的“高明”和“大胆”，何享健在群雄混战的电风扇市场攻下不少堡垒，争得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随着国内电风扇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何享健慢慢将目光转向了市场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他以美的全部家当为抵押，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率先推出了性价比超高的彩虹系列电风扇。“美的”出口第一年创汇5 500万元，次年突破亿元。这段成功的“战略大转移”后来被写入哈佛经济学教科书中，成为了经典案例。

　　1992年，国家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何享健感觉到，变革正在酝酿。广东顺德开启了被称为“靓女先嫁”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何享健主动要求试点，争取到了唯一的股份制试点名额。从此，何享健的工厂摇身一变，成为广东美的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广东顺德的另外一边，梁庆德刚从羽绒加工行业的泥淖中脱出身来。眼看羽绒服市场趋于饱和，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梁庆德选择把家电行业作为转型方向。当时，微波炉在中国的普及率还极低，但很多因公出国的公务员都会买一台微波炉回来。梁庆德眼前一亮，“六赴”上海，邀请当时的微波炉制造专家加盟。

　　1992年，梁庆德组建格兰仕电器有限公司，与日本东芝签订了5年技术合作协议，并斥资400万美元组建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微波炉自动生产线。2年后，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刚刚突破3万台时，珠江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微波炉厂房全线被淹，年近六旬的梁庆德带着工人在水中连续抢救了48个小时。仅仅3个月后，格兰仕全面恢复生产。梁庆德的“格兰仕精神”经过血与水的洗礼之后，也得以延续了下来。

　　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美的和格兰仕日益壮大，双双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何享健推动美的开启了全球化战略，并交棒方洪波，成为民企创始人传承职业经理人的经典案例。2016年，美的进入世界500强，同年收购德国库卡机器人。梁庆德也带领格兰仕通过规模化、成本领先、薄利多销的模式，迅速抢占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微波炉大王”。

　　珠江三角洲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诞生了美的、格力、格兰仕、科龙、恒大等优秀企业。这里也是一块残酷的试验场，胜为王败为寇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正因如此，它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中重要见证者，成为中国民企版图最为辉煌的一块。

　　珠三角模式：

　　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地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共有4个典型特征：一是政府主导;二是外向经济;三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四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联动。

　　海南往事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对应邀来访的南斯拉夫客人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年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海南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才迁徙运动”，当时一篇名为《去海南》的文章这样写道，“海南!海南!你的十万顷蓝海水全部变成了红火苗，扑扑闪闪，将多少青年的英雄梦映照得通红透亮!”

　　在浙江丽水新华书店当经理的黄巧灵就是其中一名热血青年，他从书店辞职后，带着借来的2 000元钱和两本自己最喜爱的书——《易经》和《红楼梦》，只身前往海南创业。当他双脚踏上海南的土地时，空气中的鱼腥味扑面而来，举目所见都是来这里淘金的外地人。

　　1988年，三亚提出把旅游作为主导产业，提出围绕旅游产业，搞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这对于黄巧灵来说，无疑是一大机会。就这样，他与七八个“闯海人”一起成立天涯海角实业有限公司，发展天涯海角首个度假村和海滨浴场，成为海南旅游首批投资者。

　　从在三亚天涯海角创建了首个旅游度假村，到创新旅游模式打造宋城“千古情”旅游演艺王国，黄巧灵用30年的时间奋斗拼搏，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与黄巧灵不一样，冼笃信是土生土长的海南琼山人。早年走出海南闯荡，倒腾过沉香、粉丝和中草药，但因为政策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没能赚到什么钱。回到海南后，冼笃信又相继办起了电镀厂、伞帽厂、木器厂、玻璃厂等。

　　1987年，海南腾龙实业总公司成立，冼笃信出任总经理，在两广、云贵、河南、湖南等地，做了大量水泥、钢材、铝材等大宗商品的转手贸易。1992年，冼笃信将公司移师海口，腾龙成为海南省第一家正式注册的私营企业集团，“旅游城”“美国城”等超大型项目陆续动工。次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排行榜，33岁的冼笃信名列第3，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南首富。

　　正是凭着一股“闯”劲，改革开放以来，无数“闯海人”脱颖而出：椰树集团王光兴、金润珍珠周树立、椰岛集团张春昌、养生堂钟睒睒、海马汽车景柱等，他们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闯出了路子，积累了经验。30年后的今天，海南GDP总量翻了77.9倍，人均GDP增长了52.4倍。

　　40年来，从苏南到温州，再到珠三角，从深圳到海南，再到上海浦东和雄安新区，它们既是改革开放版图中的标志性区域，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发生在这些土地上的探索与实践，激情与奋斗，都值得我们去总结与铭记。

　　海南经济特区样本：

　　本着实施比当时深圳等特区更“特”的政策措施，海南省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政策，实行资金、境外人员、货物等三个“进出自由”原则。企业不分经济成分，一律实行平等竞争，率先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试点。这些政策的出台，既蕴含了海南发展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也扮演了全国改革试验场的角色。

　　谁离火线最近——市场意识觉醒

　　单品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私营企业主要靠经营初级工业品、初级消费品谋生致富，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产品和品牌意识逐渐觉醒。

　　1984年，“中国魔水”健力宝横空出世，靠着厂长李经纬的苦心经营，风靡全国。健力宝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很多人。

　　1987年，在杭州一家校办工厂当过工人和推销员的宗庆后，被当地教育局任命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属于承包性质。整个经销部只有3名员工，经费4万元，另有14万元的借款。这意味着，承包者要自己赚钱来偿还这笔借款，但宗庆后看中的是“自主决策经营”。

　　1年后，宗庆后的工厂成功开发出自己的第一款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伴随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娃哈哈一上市便受到热捧。1990年，娃哈哈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利润2 000万元。

　　正当娃哈哈一炮而红的时候，在广东中山一家制药厂当副厂长的何伯权，拿着镇政府出资的95万元，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创办“中山市乐百氏保健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调配型儿童果奶。乐百氏刚一面市，何伯权就发动村民，十几个人一组拉着“祝贺乐百氏奶投放市场”的横幅在各个城镇里招摇过市，效果奇佳。到1992年，乐百氏产值已达8 000万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乐百氏与娃哈哈都把彼此当作最大的对手，成为乳酸菌饮料双雄。多年以后，乐百氏卖身达能，而娃哈哈早已迈入“500亿元俱乐部”，成为食品饮料巨头。前段时间，宗庆后向媒体表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

　　赶上好时代的还有福建晋江的农村娃许连捷，他瞅见了一个当时意想不到的市场。1984年的一个冬天，服装加工厂老板许连捷接待了一个推销卫生巾生产设备的人，对这个项目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彼时的中国大陆来说，卫生巾还是个新事物，市场基本还是一片空白。

　　许连捷押上全部家当成立福建恒安实业公司，并从香港购进了一条卫生巾生产线。他将自己的产品命名为“安乐”，凭借着先发优势和高举高打的市场推广， “安乐”很快进入各大城市。之后，许连捷摸索出一条“多品牌差异化经营之路”，从“安乐”到“安尔乐”“七度空间”卫生巾，到另一个主打产品“心相印”纸巾，恒安的产品，长期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前列。

　　宗庆后、何伯权、许连捷等靠经营消费品发家的企业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市场意识强，聚焦“吃穿用”，所生产的商品满足了当时相对短缺的消费市场。

　　营销狂飙

　　在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的促使下，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品牌营销最为活跃的力量。他们注重研究市场，适应需求，从单纯的推销思维向市场营销思维转变。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营销浪潮中，保健品行业走在了前列。焦家良创立盘龙云海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中药产品的开发，并鼓捣出了拳头产品“排毒养颜胶囊”。

　　受制于广告预算的紧缺，焦家良没有选择传统的广告营销，而是组织了一个“博士演讲团”到各部委、干休所去演讲，介绍排毒解毒的中医理论，并免费试用。同时在北京市电台开了一个“盘龙云海健康之声”栏目，紧紧围绕排毒理论讲述健康新概念。焦家良仅用了3万元，便让排毒养颜胶囊在2个月内跃居北京市场的保健品销量榜，之后更是创下了年销售额破10亿元的骄人战绩。

　　对于营销，另一个“天才”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通过购买“廉价广告轰炸”和“街头义诊推销”两种形式，三株药业创始人吴炳新，把三株保健口服液一年卖出了20亿元。这种大力包装产品功效，辅之以洗脑式广告轰炸的市场营销理念，影响了后来一大批国内商人，脑白金产品的创始人史玉柱便是其中之一。

　　脑白金成功不是偶然，在早期试点城市江阴，史玉柱亲自走村串镇，挨家挨户和老人拉家常。“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广告语就来自于这些无意的“闲聊”。他深知广告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投放，才能在消费者的心智中占据位置，所以脑白金的广告一打就是10年。

　　长期的广告轰炸结合略显夸大的保健效果，换来了脑白金10多亿元的年销售额。在脑白金热度下降之后，史玉柱再次用同样方式炮制了新产品“黄金搭档”，直到今天这两款产品依旧在保健品市场占据着一席之地。

　　不得不说，在那个刚刚踏进市场经济的年代，商人和企业的营销思维都还停留在“简单粗暴”的阶段。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市场营销理论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以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的营销手段跃迁，中国企业才逐渐走上了充满“技术含量”的现代营销道路。

　　渠道为王

　　即便是在今天，很多企业依然信奉渠道为王的策略，认为将产品放到消费者最容易接触的零售终端，是驱动销量的第一要素。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营商店、供销社依然是商品流通主渠道，但百货商场、专卖店已经崭露头角，现代零售体系将逐渐取代原来的国有流通渠道。

　　1990年，张近东辞去事业单位的铁饭碗，用东拼西凑来的10万块钱，在南京宁海路上开了一家卖空调的小门店，取名“苏宁”。仅仅过了3年，张近东的苏宁电器已经成为南京地区极具影响的家电企业。这一年，南京八大商场集体围剿苏宁，封杀私下供货的空调厂商。苏宁借助“淡季打款”模式和送货、安装、维修、保养一条龙服务，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当年实现销售3亿元，摘取了全国最大空调经销商的桂冠。

　　1999年张近东全面切入综合电器领域，率先提出了全国连锁发展模式，在他看来，掌握渠道就是掌握了财富。从空调专营店到家电连锁卖场，再到智慧零售，苏宁创立至今28年来，始终走在渠道变革的前列。

　　同样在渠道变革上杀出一条生路的还有车建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车建新的木器厂专门为常州的各大商场加工家具，但又经常因为对方拖欠货款而运营艰难。心有不甘的车建新在当地文化宫附近开设了自己的第一个流通业实体—大成家具门市部。

　　几年的自产自销经历，让车建新渐渐明白，在市场经济下，商品最大的利润空间还是在渠道环节。1991年，车建新拿出100万多元，建了一个营业面积近1 000平米的红星家具城，走上了“家具百货商场”经营之路。车建新把这个模式在全国进行复制，2001年红星集团销售额就达到36亿元。

　　车建新大获成功之时，袁亚非的三胞电脑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渠道创新模式。这个靠倒腾电脑发家的下海公务员，在深圳进货时被沃尔玛的 “一站式购物”所震撼。他自创了著名的“王大妈”模式—“沃尔玛的规模采购+戴尔的生产直销+麦当劳的标准服务”，缩写WDM。这种模式奠定了后来三胞在全国IT连锁的龙头地位。

　　40年间，渠道在变，但中国零售企业对渠道和终端变革创新的动力始终没有改变。

　　国货当自强——中国制造崛起

　　家电群英传

　　家电绝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行业。风雨40年，国产家电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佼佼者。荣耀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家们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撑起的一片天。

　　1984年，张瑞敏接手的海尔前身—青岛日用电器厂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当他第一次走进这家亏损147万元，人心涣散到几乎一半人想调走的集体企业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满车间臭气熏天的大小便。以至于他上任后制定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张瑞敏为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颁布了新的管理条例，并放弃洗衣机产品，转型做电冰箱。通过不懈努力，轻工业部终于同意他们对于利勃海尔的技术引进，从那之后，中国家电市场上多了一个叫“海尔”的品牌。

　　管理上的变革和技术上的优势帮助海尔迅速扭亏为盈，但真正让海尔闻名全国的还是张瑞敏因质量问题“怒砸冰箱”。当旁人还在惊讶于76台冰箱价值的同时，张瑞敏所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正通过树立质量意识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惠州，大学毕业不久的李东生正在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任总经理。TTK是国内第一家生产磁带的企业，彼时正因市场缩水和知识产权问题寻求转产。

　　年轻、有学识的李东生看准国内电话机市场的空白机会，与港商成立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顶着“国有个体户”的帽子带领企业艰难前行。初期的发展并不顺利，国产电话机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四处碰壁的李东生另辟蹊径找上邮电局，通过出让30%股份的方式解决了入网销售难题，为TCL换来了近5年的辉煌。

　　1993年，李东生在职工大会上宣布进军彩电市场。通过仔细调研，他发现当时国内彩电市场虽然哀鸿一片，但这样的混战仅存在于21寸以下的产品，性价比高的大屏幕电视是市场的巨大空白。此后的10余年里，TCL依靠兼并与合资两种方式收获了年均60%的高速发展，成为国内电器行业的一个神话。

　　不只是张瑞敏与李东生，朱江洪、倪润峰、何享健、黄宏生、周厚健、董明珠等企业家也在不同历史阶段，扛起国产家电大旗，推动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前进。

　　汽车总动员

　　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汽车都是老百姓消费不起的稀罕物件。加之带有浓重政府色彩的“三大三小”国有汽车企业长期忽视家用轿车的开发，致使家用车市场迟迟难以启动。

　　民营资本进入汽车领域的口子，是被一个叫做李书福的草根企业家撕开的。有人说他是疯子，也有人说他“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李书福的第一门生意是在街头给人照相，之后又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1993年，李书福以数千万元价格收购了一家国有邮政摩托车厂。7个月后，他开发出了4冲程踏板式发动机;6年后，他生产的吉利牌摩托车远销2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值15亿元。

　　当李书福拥有1亿元资金时，他对外宣称，将投入5亿元造汽车。可即便是5亿元，在汽车界看来也少得可笑。他对汽车的认识同样让人觉得可笑：“造汽车没什么神秘的，无非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方向盘再加一个发动机”。国家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市场，他便一次次奔走呼吁，请国家给他一次失败的机会。

　　争取生产资质的过程里，李书福经历了企业亏损、集团肢解的窘境。最终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前10天，吉利旗下代号为JL6360的车型获得了生产许可。2010年，吉利汽车实现41.58万辆的销量和201亿元的销售额，超额完成了李书福当年定下的目标。随后，野心勃勃的吉利陆续收购了沃尔沃和戴姆勒，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2003年，在吉利摩托大获成功之时，深圳另一个名字里带有“福”字的企业家成为了中国的电池大王。他所领导的比亚迪在锂电池市场份额上升到世界第4位，实现13.65亿元的销售额，纯利润高达2.56亿元。

　　通过收购秦川汽车，比亚迪成为了继吉利之后的第二个民营汽车生产企业。结合自己做电池的优势，王传福在2003年8月就定下了电动汽车这一战略规划。如今，比亚迪拥有22万名员工，2017年销售额达到1 050亿元。

　　李书福、王传福以及力帆的尹明善、长城的魏建军，他们都以意外的方式在近乎关闭的垄断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突破口。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将会是下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

　　从联想到小米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点燃了一批批有志青年的热情，创业浪潮风起云涌，“下海”和“企业家”两个词传遍了大江南北。

　　1984年，柳传志手握中科院计算所提供的20万元启动资金正式“下海”，联想由此成立。从代理IBM产品起步，逐步研发出了汉卡和自己的微机，并在1997年成为中国电脑市场销量冠军。2001年，联想以12.5亿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成为中国企业并购史上第一个“蛇吞象”故事。

　　然而，他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联想巨亏9 672万美元，退居幕后多年的柳传志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复出当天，联想股票大涨11%。9个月后，联想扭亏为盈，纯利润3 000万美元。那一年，柳传志66岁。

　　任正非创立华为时已经43岁“高龄”，启动资金只有区区2万元，主营业务是销售通讯设备。最初一段时间里，华为主要靠代销香港的一种交换机赚取利差。但任正非没有用赚来的钱去改善生活，而是继续投到经营中，华为也很快进入了发展轨道。

　　华为的“狼性”文化在企业界无人不晓，纵观华为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从虎口夺食的历史。毋庸置疑，任正非超乎常人的谋略和视野，是华为成功的主要因素。批评家们苛责华为管理的“无情”，却也羡慕其傲人的战绩和丰厚的员工待遇。2018年，华为全球手机销量排行第二，力压苹果，占据全球14.1%的市场份额。

　　这个榜单的第4名是一家叫做小米的中国公司，它是全球首家以成本定价的手机厂商。小米只用了37个小时就卖出了40万台手机，实现了8亿元的销售额。成立一年多时，小米公司估值即超过10亿元美金。达到这一估值，谷歌用了7年，Facebook用了6年，小米只用了不到2年。

　　2009年，被称为互联网活化石的雷军决定创业。40岁的他用互联网思维杀入手机领域，先做了一个手机操作系统—MIUI。依靠MIUI的人气，雷军在2011年发布了小米第一款手机，1 999元的低廉价格和超高配置，让他完成了那次震惊业界的销售奇迹。

　　与柳传志和任正非不同，16年的互联网从业经历让雷军熟知如何利用趋势和技术实现增长。他的“风口理论”帮助小米快速度过了和传统硬件企业一样的起步过程，也深深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新兴制造型企业。

　　世界是平的——互联网浪潮

　　那一道迷人的星河

　　1997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改革开放即将走入第20个年头。那一头，肆虐亚洲的金融风暴几乎将一切撕碎;而这一头，一扇通往互联网时代的大门正悄然开启。

　　“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这块由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立在中关村白颐路的广告牌，不断指引着后来者勇往直前。

　　1995年，24岁的丁磊不顾家人反对，辞去待遇优渥的宁波电信局工作，孤身一人前往广州寻找机会。在换过两份工作后，他注意到一个叫做杰克·史密斯的美国人，将自己做的Hotmail免费邮箱系统以4亿美元的天价卖给了微软。

　　丁磊突然意识到，作为互联网初期重要的交流工具，邮箱是一个大机会。没过多久，他用50万元积蓄注册了一家叫做“网易”的公司，并凭借开发出的第一款中文免费电子邮箱系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第一批赚“大钱”的人。在那之后，他把网易做成了一家门户网站，并于2000年成功在美国上市。

　　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家门户网站搜狐也成功赴美上市。这家由海归博士张朝阳所带领的互联网企业，被业内一致认为是网易最强劲的对手。搜狐上线之初，张朝阳沿用了瀛海威的炒作模式，做了一个几百人的新闻发布会，当天就在互联网圈内掀起了波浪。

　　丁磊和张朝阳的成功激励着每个身处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同时也宣告着“门户时代”的到来。凭借着巨大的流量和信息资源，网易、搜狐与新浪一起位列当时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一时间，江湖处处皆门户，仿佛在公司名字里加个“.com”，价值就能一夜翻倍，甚至还有可能上市。

　　与搜狐和网易完全不同，腾讯没有走门户和搜索引擎发家的老路。深圳青年马化腾参照国外即时通讯软件ICQ，开发了OICQ，后来改名QQ。起初，马化腾并没有找到QQ的盈利方式，他曾一度想把它卖出去，最后遇上风投公司愿意砸钱。

　　命运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如今，腾讯俨然是一个横跨社交、游戏、金融、文娱等领域，市值万亿元的互联网巨头。马化腾感慨：“要在互联网上掘金就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许多很有才华的网络人才往往没有注意这一点而失去了长远机会。”

　　互联网江湖20年风云际会，作为第一代互联网英雄，丁磊、张朝阳、马化腾们在其间几度沉浮，又在徘徊中前进。

　　电商大时代

　　如果把中国互联网发展分成两半，前一半由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占据，后一半则属于电子商务和社交。

　　当丁磊和张朝阳在美国敲钟的时候，马云正带领着“18罗汉”在杭州湖畔花园小区研究，如何才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见识过互联网神奇之处的马云，决心用电子商务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服务。拿着500元的月薪，“罗汉们”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累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发令枪响，你不可能有时间去看对手是怎么跑的，你只有一路狂奔”。

　　阿里巴巴上线后，这个B2B形式的电子商务平台很快受到了广大中小企业主的好评，也在海外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全球著名风投公司Invest AB亚洲代表蔡崇信在与马云交流后，毅然决定加入了阿里巴巴。在那之后，阿里巴巴接连得到了数笔巨额投资，走上了狂飙突进之路。再后来，淘宝、天猫诞生，中国消费者开启了“全民网购时代”，阿里巴巴也成为了让同行仰视的巨无霸。

　　2018年9月8日，马云宣布将在一年后离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由他一手打造的阿里文化与价值观，包括“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使命感十足的企业愿景，都已经在现行制度下得到了传承。

　　相比马云一开始就在线上折腾，刘强东则是在北京中关村代理光磁产品起家。2003年，肆虐的“非典”让刘强东新布局的十多家IT连锁店难以为继。听说网上卖东西不错，他便没日没夜地泡在各大论坛里推销自己的产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强东弄懂了电商，也弄懂了京东的未来，于是他决心放弃线下店铺，一门心思做线上商城。

　　赶上网购浪潮的京东，连续7年增长率均超过200%，拥有遍及全国超过6 000万的注册用户，近万家供应商和数千万商品。京东，成为极少数能在电商战场与阿里巴巴抗衡的企业之一。

　　事实上，马云、刘强东之外，早年电商江湖的英雄榜还应该算上李国庆和陈年。前者的当当网从图书领域杀出一条血路，并于2010年末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而后者的凡客诚品风靡全国，并一度成为服装类垂直电商老大。

　　潮起潮落，风流云散，属于电商的大时代依然五光十色。在“剁手狂欢”之中，中国电商交易额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电子商务市场。

　　追风者的电与光

　　与那些混沌初开的互联网创业者不同，在体量和速度为主导的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贵”们，撑起了一个完全迥异的时代格局。

　　2014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6.32亿人，移动互联网用户首次超过PC用户。一些人能真正洞察到移动互联网的用户需求，理解并直接服务“价值人群”或“付费用户”，而不只是流量。

　　在美团之前，王兴曾有过两次“不温不火”的创业经历—他带来了中国版脸书和推特—校内网与饭否。这两者其实是极客王兴对互联网创新事物的直接反应与试验田，但最终事与愿违。正当外人还在为这位清华天才遗憾之时，他已经忘记过去，走在筹建美团的路上。

　　如果将美团发展历程看作一场宏大战争，其中确实充斥着无数场关键战役。从创立美团开始，王兴以他精密如计算机的头脑连续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即便在刺刀见红的“千团大战”中，他始终坚持不打明星代言广告，而是不断买下网址导航和团购关键词，带领美团杀出重围。之后，美团强势进入外卖、酒店、票务、出行等众多领域。2018年9月，美团在香港成功上市，首日市值就一跃成为了国内仅次于BAT的科技公司。

　　比王兴年长3岁的姚劲波，是另一场战事的赢家。2005年，租房被骗的姚劲波将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搬到互联网上，从而成立了58同城。作为一家生活服务平台分类网站，58同城实际上做的是“互联网+服务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58同城的高歌猛进，那些曾经贴满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慢慢消失了。

　　2015年，经过8年“战争”，58同城与赶集网合并，成立58集团，业务覆盖招聘、房产、汽车、金融、二手及本地服务等各个领域。

　　无论是王兴，还是姚劲波，在不断拓展业务领域的同时，其实更在乎自己是否再一次把握住了行业趋势。对于他们而言，从前的互联网风口是如何连接人与信息，现在的风口是如何连接人与服务，人与人。他们的拼命追赶，说到底是一个与风赛跑的故事。正如美团上市2个月前，王兴更新的一条饭否，“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是的，只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