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完美召开
新媒体 2018-11-21 15:03:34

以下是会议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来自中美两国的企业家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暨中美视角看下一个五十年高峰论坛的现场。本次论坛是由美中国际商会主办,联合国支持基金会、贵州省投资促进局以及美中国际商学院联合主办,北京美盈商汇企业管理公司承办,再次感谢您的光临!

本次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中美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下面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出席本次峰会的发言嘉宾,他们分别是:

1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Robert D. Hormats先生,欢迎您。

2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何亚非 先生,欢迎您。

3美中国际商会主席王智文先生,欢迎您。

4中国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马雷 先生,欢迎。

5中国银行前副行长 张燕玲 女士,欢迎您。

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 魏本华 先生,欢迎您。

7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建平 先生,欢迎您。

8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先生,欢迎您。

9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叶自成 先生,欢迎您。

10香港胜记仓集团董事局主席 郭泰诚 先生,欢迎您。

11金沙江专项基金联席主席 王大勇 先生,欢迎您。

12香港丰联集团总裁 刘亦方 先生,欢迎您。

13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王丽 女士,欢迎您

此次活动,我们还邀请到了各国驻华使馆代表出席,他们是

瑞士驻华大使 Dr. Jean-Jacques de Dardel

瑞士驻华大使经济处主任 Mr Yves Reymond

挪威驻华商务帮办 Désirée Vikse

挪威驻华能源专家 Erlend Ek

荷兰驻华大使专员 Jordi Zuur

墨西哥驻华经济商务使 Ruben Francisco Beltran

欢迎你们!

此外,西班牙大使Rafael Dezcallar先生因时间安排遗憾不能参加大会,但同时也祝贺活动圆满成功!

出席本次峰会的重要嘉宾还有:

1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陕西省分行行长 徐联升先生

2中国驻意大利前任外交官 谷广朝先生

3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武强先生

4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喜东先生

5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广交会新闻发言人 徐兵先生

6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副总裁 丁宏祥先生

7保利集团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吕智勇先生

8首创集团党委副书记 宋丰景先生

9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赵少智先生

10天弘基金市场总监 常勇先生

11平安不动产执行副总裁 徐凯先生

12普大集团董事长、山西省政协第十一届常委、山西省工商联副主席 赵明先生

13原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苑占领先生

14物美集团总裁 张斌先生

15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副会长,山西焦化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岗峰先生

16瞻望世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文元先生

17河南省国际法学研究会会长、一级律师 陆咏歌先生

欢迎你们的到来!

本次论坛组委会的委员由:美中国际商会主席王智文先生、华茂金台投资总裁张广龙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先生、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杨润东先生,龙之旅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 代雨东先生组成。感谢你们为此次论坛付出的努力。

同时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感谢宁波美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喜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甘肃嘉兰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甘肃嘉兰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甘肃嘉兰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甘肃嘉兰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省驻美投资促进代表处对于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

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都是来自中美两国的领导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作为美国政府批准成立的非盈利组织,中美两国企业界高层之间的桥梁,我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方 美中国际商会 再次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

首先让我们有请主办方代表,美中国际商会主席兼会长王智文先生致辞。/中国著名银行家、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前行长、陕西省分行前行长徐联升先生致辞。

(美中国际商会王智文主席演讲)

王智文:今天来了很多的领导还有很多的国际友人好朋友,还有很多的会员,感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会员,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我代表美中国际商会全体会员欢迎大家的到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此次专程和美国同仁一起来到北京,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事态和中美企业新距离的一些看法。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是当今世界全球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这种形势下的国际贸易变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存在着很大的机遇。

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也常常是变革的动力,两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突然给北京我们的习主席打来电话,之后便发了很多的推特,按照他字面的意思谈了很多的主题,重点是中美贸易以及金融。双方的谈话非常的友谊,非常的欢乐,这也奠定我们中美之间的友谊虽说是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分歧,但是这些问题通过高层的对话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从推特内容可以看出来特朗普的心情非常的好,可能是因为中期的选举,也可能是因为伊朗的制裁,朝核的问题还有马上开的G20峰会,这个G20峰会就在我们这个月的30日至31日。他们两位总统我们的主席跟美国的特朗普总统相约在G20峰会达成很多的共识。我们拭目以待。

就像我们这个平台一样有了这个平台制造了一些偶遇的机会,我们的矛盾就少一些,感情就深一些。总体来说特朗普打电话是友好的,是坦诚的,这说明了我们中国对美国的这些政策还有我们的观点,美国人很认可,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来看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跨境投资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会,这次的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意味着中国开始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的消费市场。全球企业将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更多的红利,从细节上讲,中国引入了更多的竞争者,但我认为一种好事,有了竞争,我们的质量才会提升,我们的技术才会提升,我们的服务才会提升。我们不得认同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人才,美国的军事,以及美国的强大,美国还是世界上比较强的国家。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由于我们的开放,我们的学校跟医院一定会得到提升,这点在座的一定会感同身受。

很多年前我回到我们的国家,去到医院我就觉得我们的医院跟美国的医院相差有20年,我们的医药跟美国的医药相差有三十年,总而言之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定是我们的人民受到很大的好处。前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很多医疗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把美国好的科技、医疗、教育等等,引入到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消费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期待着医疗慢慢逐渐会改善得更好。老百姓也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同时对于老师和医生来说将会有更广阔的选择的空间和较高的收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下一个五十年”就是要我们解决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昨天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昨天的问题而制裁明天,中美乃至全世界是利益共同体,我们一定要看未来。

二要看全局,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会进行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支的变化。另一方面当前的改善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受到全世界众多国家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是可以承受的。也是未来一种常态化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省一个市都会存在这些问题,我们要缩小摩擦,减少纷争,这样子我们友谊才会长存。美中国际商会成立12年来在全球上有上万家会员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主要决策层和我们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思想和高度决定了一个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企业家都向我提出了建议,比如中美两国都要对市场准入有更好的开放,鼓励两国投资,两国监管接口更加一致,促进产品的过关更有效,更便利,还包括在科技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沟通,时代越是向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优势互补,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在春。如果这世上只有一朵花朵,再美也是单调相信我们能采取中美双方平衡的方式互相释放善意,表达诚意,通过实质性的洽谈解决问题,扩大共同的利益会合点,让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一颗心,用美国的对我们的一些支持,用中国的文化用美国的文化,来包容我们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来化解一些问题,让我们在今天的会上共同去探索,共同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中美之间的友谊,谢谢大家!

主持人:一花独方不是春,万紫千红方在春,感谢王会长带我们展望了未来描绘了愿景,下面有请陕西省分行前行长徐联升先生致词。有请!

徐联升(音):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下午好!

我刚刚下了飞机,从三亚飞回北京,赶来参加本次盛会,作为美中国际商会的好朋友,作为曾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20多年的金融人,很高兴能够参加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2018年已接近尾声,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一年是跌宕起伏的也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中美经贸合作内容广,利益交融深,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摩擦。但相比之下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我们作为金融企业更需要理性看待这一年发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努力维护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保持定力,为就业、为投资、为投资、为金融、为外贸做好中国的事情,为中国外贸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国有政策性,与40多家国外金融机构有着广泛的业务来往和联系,一直依靠自身的优势和实力为客户争取更加有利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条件,同国内6家金融机构与美方银行进行担保贷款的金融协议谈判,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知贷款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和规章,能够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为中方企业争取优厚的条件,为什么企业家们降低融资成本。进出口银行将继续为建设一个共同繁荣、包容开放的世界作出我们的世界。谢谢大家!

主持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方在”,说得真好。谢谢王智文/徐联升先生的精彩致辞。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Robert D. Hormats致辞,Welcome to Robert D. Hormats to give us a speech. 大家掌声欢迎。

Robert.D.Hormats:非常感谢下午好各位,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想感谢王会长,尤其是感谢他热情的邀请。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年会,感谢王会长非常感谢您,热情洋溢的邀请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在尊贵的客人面前,观众面前发表演讲。

有关这个时期的重要一点,可能是困难的一段时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那就是中美贸易关系,我们如何来应对当前的挑战,尤为重要。

所以我想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讲一讲我们来自哪里,从哪里走过来,我们要去往何方?当我首次来中国的时候那是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当时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贸易关系,中国当时有兴趣和美国发展贸易关系,美国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在七十年代初期那是很早了,当时大家并不非常了解双方没有很多的接触交流。不管是经济贸易还是投资方面都没有什么接触,几十年过去了,当然在贸易方面还有些限制,但是非常早的时候,当时就很清楚了有一点,当时我是基辛格当时手下的一名人员,我们当时都希望初步的了解进一步发展跟中国的经贸的对话,和中国的官员接触。

我们想了解中国到底想和中国发展什么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讨论不断的持续,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齐朝柱(音)先生,他也是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外交翻译,他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主席做口译员,当时我们都讨论了美国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很多的对话,又过了一段时间逐渐的慢慢的美国的企业开始来到中国,开始决定如何和中国发展贸易伙伴关系,和中国的企业来合作。然后就有了一些投资,当时是伟大领袖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这种双方关系开始发展,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更多的中国企业和美国的企业开始融合,开始合作,这样便启动了一些商务投资的往来关系,尤其是围绕贸易这个方面合作,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贸易关系非常重要,是一个基础性的要素,它支撑着两国的全面的关系。因为美国的企业需要了解中国,美国的企业也非常的希望敦促美国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因为美国企业认为和中国合作是很好的贸易机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贸易关系正常化,是美国企业一直在推动两国企业正常化,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开始起来,贸易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关系呢和我们今天的贸易关系不太一样。当时,主要是相互理解处在初级阶段,主要是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美国当时主要是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可以向中国出口。美国企业更多的投资与中国,主要是一些高端的企业,当然也有一些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互相投资,这种的双边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会谈到一些。

我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美国的鼓励之下,因为美国也非常希望中国加入WTO,当时有种提法就是说WTO能够帮助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这种共识呢也不是什么共识,就是美国学界的提法,一旦中国加入WTO经过一段的发展,中国就会逐渐的接受WTO的规则,中国经济会经理一轮国际的企业改革,这就好像美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大家会最后和中国的企业连成一片,做这样的融合,大概就是这样的考虑,美国也是这么想的。

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WTO会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能够更好的应对21世纪的贸易关系和局势,数据保护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涉及到全球投资规则的问题等等。但是我认为当时大家可能都比较乐观,可能有一些不现实的一些假定性的看法,因为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会有自己的看法,中国会采取一些西方人的看法,但不会照搬,不会把中国整个的经济体制彻底改变,因此中国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有市场的力量来符合这样的社会主义力度,中国利用了来自西方的一些可行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公司的治理,中国的结构架构,并没有向美国那样,包括贸易政策,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演变有一些不切实际,这就是让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当初的期望可能是不合实际的。另外一方面WTO在不断的改进,也没有像大家期待改变那样的快,希望的那样改变。因为WTO也没有很快的实行现代化。

第三点我觉得已经改变了,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的性质、本质发生了改变。有很多相互补充的地方,像我们中方的领导所提出的那样,本质的发生改变,现在国家之间的信用有助于技术链的发展,技术梯子的发展,很多年前中国可能还不能像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相媲美,但是中方发生了非常快速的进步,特别是高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计算能力,生物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快的进步,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在高度的投资技术方面,不光是劳动密集型方面,我认为美国需要充分的吸收中国发展的这些进步,来充分的了解中国,中国非常具有竞争力,技术发展非常的快速,在很多领域都看得出来,现在这种进步的步伐还在持续,在很多领域可以跟美国保持相同的水平,并且还继续着非常积极的势头,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明白,相互合作能够让中美两国企业受益,能够更好的合作,它可以涉及到很多领域,美国的企业以前经常是贸易关系的支持者,现在在很多方面像知识产权,鲍尔森财长最近在新加坡发表了一个演讲,我不讲具体的内容,要点就是说他指出我们要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实际上走到了关键的阶段,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中国的官员和美国的官员应该一起合作来打造一种框架,来确保互利互惠,不能不应该也不必要把这种美中关系放在古老的冷战思维的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或者前苏联时代来看待美中关系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跟中国的合作是共同的,要确保互利共赢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来帮助我们确保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以及技术合作的关系都能够得到推动,能够得到加强,这样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能够助推我们两国的商务往来持续发展。

中国企业的人才和美国企业的人才,中国企业的科研和美国企业的科研如果整合企业的话,你就可以开发出很多的想法,新的创见,但是要培养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充分的认识到我们之间的不同的结构,架构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两国的国家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G20峰会上,我相信这是很高深的对话,我希望对这样一个关键的峰会双方都会做出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也相信他们之间的对话能够将双方的经贸关系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健的平等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向前继续发展,有助于我们解决加征关税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更好的合作。中国的企业现在在发展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知识产权,新的内容。而美国的企业呢也希望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美国的企业,德国的企业,还有其他日本的企业,其他国家的企业都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双方的利益是可以越来越聚合,我们也可能会讨论更多的规则。

第二个方面就是投资,中国在全世界进行投资,美国企业也是如此。我们双方都可以从对方国家投资中受益,美中国际商会帮助很多的企业进行这样的投资这是非常积极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避免经济深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割裂主义,这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元首可能会触及的方面就是投资领域。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到全球贸易体制,WTO确实需要改进。WTO正在恶化,它现在没有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它的功能在削弱,我们都是两个贸易大国,我们需要确保WTO在不断的现代化,能够应对当前没有被解决的那些问题有效的加以解决他们。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还有我们两国跟别的国家之间的摩擦,如果说WTO继续恶化的话它就无法帮助我们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两国都有很广泛的贸易的利益,我们对建立国际贸易体制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金融问题,如果说有什么证据显示的话现在中国美国相互需要,世界也需要我们两个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协商努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努力合作。

我想说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摆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的美联储这两者之间也是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两者之间也是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中国的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财政部实际上也是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两国国内都已经采取了非常强劲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刺激各国国内的经济,同时也帮助了世界经济各国摆脱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我们两国之间基本上每天都进行了合作以及磋商,我们各种不同的机构以及领导人之间都进行了大量的磋商以及合作,所以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能够佐证两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帮助我们双方实现共同的增长。

我想谈到的最后的一个领域也是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来了解全球化它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世界的趋势,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虽然说对于全球的经济,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也会继续,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全球化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我们未来的全球化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对于这种全球化如果对于各种不同的产业,对于不同的工人或者是社区来讲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颠覆性的影响,那么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有一些企业或者相关方觉得成功,对一些相关的产业或者是社区都是这样的,所以各国的政府应该更好的来看一下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是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因为很多这些新的技术呢,他们对于经济,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技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但是也可能会给当地的工人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技术已经取代了人类,所以对于这种技术来讲一方面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给人们更多的一些教育,或者是培训,让人们更好的受益于新世纪的新的技术的发展,从而能够推动全球的繁荣和发展。这种新技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些人感觉到这种新的技术把他们远远的抛在脑后的话,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帮助,不仅美国需要这么做,还有其他的国家应该携手来应对带来的这些影响,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的简单,我们现在面临的贸易的问题不是传统的贸易问题,比如说加拿大的市场开放的话,可能会对于美国的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等等。我想说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它内容更加的广泛,涉及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技术、投资也是涉及到金融的流动等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好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需要双方更多的参与进来,我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会议能够有助于我们在这块有更多的合作,来解决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最后我也想再一次的致谢,两国之间的企业界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有助于我们来解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跟政府来进行相关的互动,因为是企业参与到了贸易以及投资当中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这种企业它能够给政府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观点,能够帮助我们两国的政府以一种更加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想说我们在这块政府在各个不同层面的政府还有企业在这块都是具有者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像我们美中商会这样的组织,或者是美中商会的会员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作用。

再一次感谢大家,也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取得成功,谢谢。

主持人:感谢Robert D. Hormats先生的发言,从刚才Hormats先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格局,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秉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中美经贸合作一定可以迈上一个新的高峰!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前副主任 何亚非 先生上台演讲,欢迎。

何亚非:谢谢商会主席的邀请,很荣幸出席今天的高峰论坛。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不少人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对两国关系和世界的前途忧心忡忡。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他讲话里锁定中国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给人一种冷战似乎就要开始的感觉,连最近鲍尔森的讲话都有经济铁幕的这种说法,许多支持中美关系的人士现在也不太敢说话。当然,最近两国元首的通话、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双方都能够正视分歧与矛盾,积极的为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做准备,当然这种准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对话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那么在这么一个历史动荡的时期,我们展望今后五十年,这个论坛展望五十年也是比较远的,需要我们能够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包括它的积极性,包括它的矛盾和分歧。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世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以此来稳定中美关系,为解决众多的全球性挑战找到出路。我想谈两个方面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定要分出一个敌友来?中美能不能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回答不好,那么后面所产生的政策,双方对各自的政策就会有偏差。中美建交40年我们回顾来看,刚才Robert.D.Hormats先生也说我们两国的合作始终是主流,有起起伏伏、有矛盾。但合作一直是主要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都在推进全球化,推进全球的自由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求治理体系。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有战略模糊这个说法,但其实表面模糊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陷阱,陷阱是自己挖的。最近有不少学者特别是美国西方的学者,把哈佛大学的《中美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书列举的16次大国博弈的案例,因为其中有12次是以战争来解决的,作为依据来判断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一定会掉入这个陷阱。那么特朗普政府去年和今年出台的一些战略报告似乎也印证了这么一种论断,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做一些分析,我觉得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纵横两个轴做点分析。

历史上看,我们从欧洲看,欧洲结束30年战争,在1648年签署了国际关系正式建立合约以来,这400年确实欧洲国家之间、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大国,确实大多数是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过去国家之间相信实力为支撑点,没有形成刚才Robert.D.Hormats先生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虽然有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没有现在这么紧密。现在的时代是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的新时代,力量对比也已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过去欧洲实际上成立的国际体系是欧洲为中心,其他地方为边缘,我们叫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后来这个中心变成美国,它还是中心边缘,不太平衡,不太平等。是全球化导致了世界的多极化,导致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导致了我们相互依赖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给了各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的广阔控制和时间。另一方面,从负面讲,由于大量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选项基本可以排除。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现在如果还是用过去的零和思维模式来分析中美关系,不管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都是错误的,都不能反映世界的现实,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所以不管是近期还是中长期,中美不是敌人,也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一个敌人和朋友来,也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磕磕碰碰难以避免,不仅中美之间,中国欧洲之间,中国俄罗斯之间,中国和其他的金砖国家都会有磕磕碰碰,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大家要以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指引,要寻求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因为各个发展战略必定不同,要寻找接合面,寻找共同点,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原来旧的思维模式。我记得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爱因斯坦讲科学问题的时候说你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的时候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思维模式的变化,现在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做。

我最近看英国的《现实的历史》,里面就劝告美国不要把中国想象成一种升级版的德意志帝国,也不要老是把中国描述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这种思维逻辑一定会出问题。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代表中国作出一个承诺,总书记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都不会追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三不,这是中国对未来的一个承诺,也是中国对自我和世界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中国的世界,还是中国是世界的,其实美国也需要认清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美国的世界,还是美国是世界的美国。过去我们讨论欧洲问题,讲德国就讲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对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未来合作的领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我们两国可以合作,究竟哪些领域可以合作,特别是在战略上能不能合作。Robert.D.Hormats是从基辛格那个时代开始走过来的,我们都很清楚过去中美在不同的时期他的合作有不同的战略支撑或者战略支点,他有一个战略的合作点。那究竟这个战略合作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我特别强调“共同”,尽管两国的实力不一样,两国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是我想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发生大的战争,都不希望世界经济往后倒退,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失去秩序,没有规则可循,混乱不堪,我想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其实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基本是正面的或者正面的居多,其实根据美国的民调,最近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积极的看法这个比例也在上升。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力量壮大心里存有疑虑,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跟他不一样,意识形态又不一样,文化传统又不一样,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在发展,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他心里有点焦虑不安,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美国需要深入中国来看一看,深入的、正确的认识中国,这里面高层的沟通确实很重要,其他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他的很多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随着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变成帝国以后,建国初期的初心和帝国的情结就有矛盾。但帝国永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帝国的状态之下。世界多极化已经是一个趋势,这个多极化未必说几个国家或者国家的力量完全一致,但说明一个国家不能说了算。习近平主席在新几内亚讲的话我很受感触,他说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不能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说了算,非常直接了当,我觉得这是对的,这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所追求的。其实美国建国之初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是存在的,二战结束的时候建立了联合国,其中也包含了国际民主化的因素,联合国大会国家不论大小都一个国家一票,都有一个发言的机会,阐述各自的政策。所以我倒是希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纠结于帝国的情怀、帝国的情结。

现在这个国际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有那么三个可能:第一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效率、社会公平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的想办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发展?必然大伙要有共识,大伙共同合作才能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国际体系或者全球治理体系慢慢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在体系中的发言权比较少,需要增加,但这个转变比较缓慢,有很大的阻力,包括在G20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自己也通过的货币基因组织份额的改革都有很大的阻力,现在对WTO的改革究竟怎么改,我们都赞成有些规则是要改,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但是改变哪些规则、怎么改,我觉得都要按照领导人所说的,要平等参与,让各方都有发言权。第三个问题是地缘政治性方面的矛盾分歧在这儿,这就干扰了全球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共识和合作。所以地缘政治的矛盾我们要想办法予以缓解,这需要沟通,需要有些框架性的谅解,需要一些基本的解决办法,这在过去我们都有经验可循,这些问题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大变局的一些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码在100年以来是最大的变化。基辛格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也说,如今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它也会改变。当然我觉得危机本身就是机遇,问题在于我们对自我、对世界、对我们这些大国在国际事物中、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所能发挥的正面的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想最后有几句是套话,但是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有指导意义。只有包容才能共存,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繁荣。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亚非先生的精彩演讲,深刻、客观又冷静分析的一下中美两国一直以来,包括目前和以后的这些关系。我们也希望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新时代下,可以更大范围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也为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下面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环节和时刻,我们即将进行的是美中国际商学员的启动仪式,让我们有请Robert.D.Hormats、王智文先生、郭泰诚先生、赵明(音(音)先生、张广龙(音)先生、单宇东(音)先生、魏佳明(音)先生上台为我们一起点亮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彩球。

感谢各位嘉宾,让我们将您的双手放在我们的水晶求上方,当水晶球点亮的那一刻就寓意着美中国际商学员正式启动。

非常谢谢各位,有各位的祝愿,我相信美中国际商学院会从今天开始踏上征程,在以后的任何一个环境或者关系当中会为美中关系带来非常不错的桥梁和沟通的价值。谢谢各位!

让我们有请Robert.D.Hormats先生、何亚非先生、王智文先生、张燕玲女士、魏本华先生、张建平先生、徐连生(音)先生、叶自成先生上台为我们再次点亮启动仪式。这次我们启动的是美中国际智库。作为美中两国的领导和企业界的名家们,我们有幸请到各位为我们点亮这个彩球,一起来开启美中国际智库。谢谢各位!

圆桌论坛一

主持人: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主持,让我们再次有请Robert.D.Hormats先生,王智文先生,上台参加此次的圆桌会议。参加本场圆桌会议讨论的还有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中国国际商贸促进委员会高级顾问张燕玲女士。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魏本华先生,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欢迎各位,也期待各位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激烈的讨论。

王文:非常感谢邀请,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我叫王文。今天上午Robert.D.Hormats先生在我们院里面也跟十多位教授和律师做了非常好的对话和沟通,现在我们又到更加大的场合来跟大家一块沟通,我认为刚才无论是Robert.D.Hormats先生还是我们何亚非部长都作为两国非常著名和顶级的外交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阐述。我认为他们两位阐述呢,代表着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对于两国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挑战的一种呼吁和一种非常理性的思考。我希望能够这样的声音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能够更多的传播。

现在我们又有了这样一个对话,我想作为今天的主持人,我建议,因为时间有点拖堂,我们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刚才Robert.D.Hormats先生已经有了阐述,王智文先生也有了主旨发言,我们直接把话筒给今天另外三位的主讲嘉宾,因为张建平先生有一些事委托我们研究院的也是非常著名的新闻学者边副研究员(音)作为发言嘉宾,我想先请张院长,然后再请魏局长,然后再请边处,三位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下刚才Robert.D.Hormats的演讲,并且提出一到两个问题,我们有请Robert.D.Hormats的回应,然后我提出一两个问题,我们先有请。

张燕玲:谢谢主持人,我今天非常高兴,因为能够碰到老朋友,Robert.D.Hormats,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他和鲍尔森当时是主席Robert.D.Hormats他是副主席,当时我们到美国学习,中国的银行正在改革的时候准备上市的时候我们到高盛去学习,他们非常好的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的经验,特别是我记得当时我给鲍尔森还提了个问题,看到他的问题,他本身还是CEO他跟我们讲良好公司治理,我说你一个人身兼两职是怎么治理的。

今天听了他们的主旨演讲,我也感觉到这个会非常重要,非常好,特别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中美视角下看未来五十年,我想咱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瞻前顾后,意思呢就是你在思考未来之前要先回顾过去的经历,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必然,以更好的走向未来,总结历史才能超越历史。刚刚Robert.D.Hormats他也谈到,他也回忆了那么长的历史,也使得想起了历史。大家知道五十年之前呢,正好是1968年我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兵团战士,那个时候中国人都非常关心政治,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但是我们要看报纸,听新闻和广播,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先听新闻,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世界上发生很多的变化,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有很多左倾的思想和意识。

比方说我们当时很多企业都要发展,发展我们没有缺乏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但是我们的国策又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个时候很多西方的银行,比方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很多银行它就跟我们一块想办法,怎么样能回避外在这个词,不用外债,那我们就搞了银行之间的互相存款,最后呢就叫存款便利,最早的是英国的银行,英国的米兰银行,还有洛河银行十家银行和我们签订了12亿美元的贷款,就是存款便利,不是贷款,存款便利他们存了12亿在这就是进口,用于我们进口英国的资本货物,接下来我们还和意大利法国的银行,又签了很多两亿美元,进口他们的资本货物,再接下来就是日本,日本是最积极的,日本有一个最大的贷款一百亿美元,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咱们1978年之前给我们的那么多的贷款。后面还有整个的欧洲的这些银行。他们都给咱们进口大的设备。然后接下来呢,这些西方的企业就进来了。我们叫“三来一补”,我们银行就给他们记账,当时他们西方在我们这投资,他拿一个美元的话,我们可能只挣十分之一,可能还要少,其他的都是人家的利润,他就可以拿走那么多钱,中国那时候我们为全世界打工,但是我们西方借给我们这么多钱他们邀请我们一定要进口资本货物,等于他们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转移到中国来呢,就为中国的产业布局了,因为你想想是全世界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来,都排着队的来,看着瑞士大使,当时瑞士是给我们的第一笔贷款,五十年前的事我们都记得特别庆祝,当时他们这些产业过来了以后,当然就把中国的产业链给布置好了。

而且我现在总也不明白西方总说我们盗窃了他的知识产权,因为当时有很多谈判我们也参与,在谈判的时候就是用技术换市场,他给我们技术,投资他用他的技术来投资。所以现在我总是想让他们拿出来一个实例,哪一家的知识产权被我们给偷了,但是我想我们第一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感谢西方当时在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来借着我们钱,甚至他们给我们中国银行的评级是AAA,这个评级是他们能给我们投资可以借给我们钱,那时候咱们国家是B级,一个商业银行是AAA,因为你要不那样的话MF世界银行就不符合贷款的规则了,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你想想八十年代初它产业布局了,他的产业链就形成了,所以他现在在世界的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中国已经是不可或缺,当时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全世界的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都把他的设备弄到你这,这其中有技术不好的设备,但是绝大多数还对咱们中国的产业升级还是有利的。

所以我的想法呢,我刚才听Robert.D.Hormats他回忆了一段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也回忆了这么一段当时咱们对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美国不是最先的,美国到1981年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和我们签订了第一笔的贷款协议,在比较稍靠后一点,欧洲的国家都是很早的。最大的,最多的就是日本,那时候我都不讲了一些企业的名字了,还有进的都是什么东西,到实际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了,我们那时候也有相当的外汇储备了,这些数字也不展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了,因为你有这个实力你才能出口产品,不然世界怎么接受你,人家原来别人的市场为什么就买你中国的呢,是因为它的产业布局已经完成了,我特别同意大家说这些要很好的认识咱们的过去,过去我们向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西方也给我们很大的援助,但是反过来,我们中国的有人叫崛起,我觉得不叫崛起,就是中国的发展也反过来支持的世界,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他们投了以后他们享受的中国发展的改革的红利,刚才我说的那个比例,他们能收多少,有好多的美国企业,甚至有的企业没有做好,比方说哈默先生,那时候和我们中国银行合作搞了一个煤矿,后来就没有搞好,后来我们赔,你退出我们接了。然后中国又把节约的这些外汇,我们为了节约外汇,除了和西方银行的支持还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中国银行发侨汇券,发外汇券,我们把最好的关系给外国人,中国自己用不好的东西,那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节约外汇。中国后来有了这个实力,有了外汇咱们又全部存到美国,买美国的国债,这个数字不说了。

特别是在美国信贷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是鼎立的支持,所以也反哺了一些美国,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你才能展望未来,你才能够怎么样确定未来的这个方向。

王文:非常感谢张行长,其实张行长讲的比较委婉,就是想问一下Robert.D.Hormats先生,美国现在主流舆论在特朗普的推特影响下,天天讲中国偷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你美国怎么现在不谈过去四十年赚了中国那么多钱,金融危机十年来,能够过了金融危机,当年美国最危险的时候,最危机的时候,跟中国谈不要抛美债,中国在为美国渡过金融危机作出那么大的贡献,这些美国人就不谈了,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魏本华:我现在用英文来讲,这样我就想节省一点时间,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观众还是能够很好理解我的观点的,我想这里大家更好的理解一下我的个人观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您的演讲当中,特别呢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来重新的看一下,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我们呢从历史的这个角度应该在重新来看一下美中关系刚才在您的演讲当中您说过现在您从七十年代就跟基辛格工作,从那个之后呢已经有四十多年都过去了,那我们两个国家也都是实现了进一步的增长,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良好的,比如说在政治方面,还有在其他方面,也是两国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在各个其他的方面两国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我也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否则的话我们双方再来分析我们今天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比较好的双边关系的话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

第二点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同时也一致同意像张行长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有了美国企业的帮助,我想提到比如说美国的一些银行的帮助,或者是商业人士的帮助,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帮助呢,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商业,中国的经济,从整体上来讲呢,是大大收益,就是我们是从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受益良多,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数据,就是之前刚才王文我们的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一组数字,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当中,我们用一些最新的数据吧。

在过去的一年,2017年美国的出口大约是1300亿美元进入到中国,这就意味着说基本上增长了跟2011年相比增长了600倍,那时候2011年中国加入了WTO,我想说中国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相比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来讲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是有进一步的增长,在过去的20年美国的出口对其他的国家的这种增长率只是增长了120%,在去年2012年来讲,53%的大豆,还有20%的飞机,还有20%的汽车,40%的电子产品,还有70%的这种棉花,这些都是出口到中国的,这就意味着说美国把这么多的货物都出口到中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美国的企业也是大大受益了,尤其他们将大量的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市场,当然了这个数据是去年的数据,我觉得今年的情况可能有一点变化,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贸易战,主要都是由特朗普政府所引起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我也是相信我们两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让两国之间的企业受益,能够让两国的商业人士受益,同时也能让两国的人文来受益。

第二点,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前外长何亚非刚才就这个问题讲的非常的清楚,特别的是说就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一下美国它也是说他们要是抱怨在某个地区,在某些的经济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有一些贸易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有自己的法律的框架,因为我是在IMF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有一些会员国的磋商条款的,美国也是IMF最大的股东了,美国在IMF这个机构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要是抱怨说,你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IMF这个机构来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进行磋商。但是我觉得IMF总体上来讲是没有投诉过中国这些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是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双边的对话来解决。

特别是对于经济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恰当的国际的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刚才您也谈到了两国之间人员的往来和人员的交流也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我相信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一个最喜欢去的一个国家,一个地点。我想说美国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的国家,中国有三百万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如果两国之间关系友好的话,未来我们的游客的数量或者留学生的数量会进一步的增长,这也是我非常感谢您能够特别飞跃太平洋来到北京跟我们共同交换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也想通过您把我们的关注转交给美国的政府,如果出现了贸易战没有企业能够受益,我们双方都是双输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在这个月底,我们两个国家的最高的领导人将会在G20会议上见面,然后是不是要能够更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贸易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就政治以及军事或者是南海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话呢,我们没必要通过这种贸易战的形势,以贸易战作为一个借口来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有美中战略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渠道,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渠道来源解决我刚才谈到的其他的问题。

王文:谢谢,魏局刚才用了很多的数据来讲中美之间的数据,比如说50%以上的大豆出口到中国,40%以上的飞机,还有20%多的汽车,通用汽车45%都是卖给中国的,还有中国人的组多的旅行者在美国,还有最大的留学生依赖中国,这么大的依赖美国人不怕吗,美国人愿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

边处:我的观点就是说中美贸易确实现在有点越来越复杂化的倾向,有点处于十字路口的位置,我们看到上个月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中国的五种罪,还有中国介入美国选举的问题,我认为后面的问题跟美国的贸易就没有关系了。美国的前财长鲍尔森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来讲刚才张行长已经很委婉的讲了很多,我们一个是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的话呢,能看到以知识产权换市场的问题最早提出来是美国的通用公司,他们提出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是当时获得中国高层的关注并且同意这个事情,最初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美国人,另外一个从发展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的专利数,新的专利也好,包括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欧洲,在第二位,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国没有理由去不保护知识产权,我觉得这个呢我们有一些更多的沟通或者是一些理解,我更多的是赞同一些学者提出来的观点,比如说中美贸易问题影响回归原来的本原,我们是不是设计了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考虑中美贸易的分歧在什么地方,把一些细节,拿出来讨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从经济研究的学者来看的话看目前中美贸易原因的话我更多的是想从经济方面去解释,比如说其实中美贸易里面就是体现了世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这个方面其实每隔十年都会发生这样一次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包括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日本,九十年代的中南亚和南美洲深入体现了这个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平衡到平衡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些摩擦,这个是一个规律,我们没有必要太多的涉及到战略性的问题。

另外从根源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好,更多的体现了当前世界上技术的困境,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本世纪初,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话互联网经济确实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从互联网经济以后,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技术并没有发展起来,包括之前提出的3D打印也好,包括美国的很多技术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这种新技术的匮乏呢,我们看到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幅度是在下降的,并且我们看到每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世界经济的最低点也是在探底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发展是一个负数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技术匮乏的情况下对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就会下降,在这方面会引起我们投资的需求,包括我们的消费需求都会下降,也就引起一系列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

现在就能看到当前的经济是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实际上是投资不足,引起了消费不足,继续我们整个技术的潜在的突破也没有那么多,我觉得这可能是引起当前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比较大的原因。

今天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各位专家都提到了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正在迎来合作比较好的契机,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动汽车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可能是下一个对人类有影响的技术,如果是两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的话可能会使得下一步经济的投资包括我们的需求都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纪上可以摆脱目前全球的贸易也好,经济也好,这么一个困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从抓住目前的机会,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应该有更好的方面,在以前的时候有很多的公司比如说UTO包括很多的公司,他们对中国还是有一些技术的限制,美国应该更多的看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对新的技术应用在在蓬勃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技术的合作应该一个更开放或者更公平的方式去合作,这样的话两国会有更高的合作的机会在里面。

王文:刚才的意思非常直接,我再问Robert.D.Hormats先生,其实合作是非常重要的,Robert.Hormat先生也说了,特朗普政府还愿意跟中国合作吗?我愿意问智文总,特朗普主动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上去好像是显示出了友好状态,目前11月1日打电话到现在,其实在中国的眼里看见他还是张牙舞爪的,尤其是他的副手彭斯。在过去的差不多两个多星期,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数次讲话对中国来讲都是非常糟糕的,甚至是破坏了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了,美国政府的形象非常糟糕,我想对智文总的问题,您作为美国华人的三届领袖来讲对于投资美国是否还有实质性的影响,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先有请Robert.Hormat先生回答刚才三个问题,然后又请王智文主席回答。

Robert.D.Hormats:非常感谢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评论,你们谈的非常好,涉及到副总统彭斯他的讲话产生的一些影响,他讲话的本身不会直接的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确实认为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美国最近通过的国会的一项法律,那就是《国家防卫授权法》,各种各样的投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对境外的非机构投资者,投资人的要求。我们会把一些限制投资,限制在一定的领域,或者是控制性的投资。比如说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我们会评估他会不会影响国家利益,实际上它这个目的本来是防止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当前的新的立法已经通过了,谈到它不光要限制,拥有控制性利益的这样的投资,还要控制那些大股东的一些利益。这些呢会直接影响到一些评估的过程,因为进入到美国投资,一些高科技投资会进行一些新的审查,这些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意味着有一些的投资本来是应该能进入到美国的,今后就无法向美国投资了。

对一些类别的投资有可能比如说中国之前会去美国投资的,现在不会去美国投资了,这是我们国会通过的新的法律会影响到的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人也感觉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或者限制中国的投资流入美国。如果我们将资本控制考虑到这个方面的话会受到一些新的影响。同样的法律也会限制一些种类的出口,尤其是高科技的出口,影响到美国的高科技的产品的出口向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有新的种类的采购是来自中国的话,向美国进行采购的话,要么就是能保证安全性,会受到新的法律的一些制约,管辖,会影响到投资。所以我觉得有些种类的投资还有采购交易会受到影响,这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作的方法,来继续推进投资合作,因为中国和美国从美国受益,美国也能从中国的投资中受益。但是谈到我们从彼此国家发展的条件在发生改变,一些新的压力涉及到知识产前、国家安全在这样一个新的欢迎之下,我们应该去找到解决方案,确保这种投资的流动不会停止。

在我们任何一方都应该鼓励这种投资行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不想看到整个环境是受限制的,制约着投资,这损害两国的利益,损害两国的投资,阻碍提高就业、也阻碍了提高合作水平。

王文:Robert.D.Hormats还是非常乐观的,王智文主席你怎么看。

王智文:我们在来会场的路上,今天上午我们在人民大学跟王校长进行了一些交流,实际上交流的也挺深刻,大概交流了有两个多小时,中美之间两国永远存在着机遇和挑战。我去到美国的二十几年,我感觉到美国跟中国的直接的竞技队他的GDP增长或者是就业,或者是说的最直接一点赚钱。全世界它美国对中国的赚的钱在近十年到十几年之中是收益最大的。中国也是因为改革开放WTO美国人支持了我们在克林顿时代,在他那个时代支持了我们加入了WTO这个我们不能忘了,那个事件我们中国的经济在腾飞,中国在这几年之内积累了很多财富,包括我们的留学生去到美国学习回来创业,或者是培养了很多的人在,以及美国的高盛啊等等这些大的公司来我们中国进行投资,使我们的经济有受益匪浅,两个国家那里实际上越来越好,现在突然间发生了摩擦,小小的挫折,实际上是两国的人民都感觉到很迷盲。

美国人突然间这是怎么了,我回到中国美国人突然间对我们怎么了,好多每天都在谈论,想想这是很正常的,两个朋友非常好,突然间因为一些纠纷出现了问题那他有一段时间陷入一个矛盾之中也是很正常的跟两个夫妻是一样的。世界上他们经过调研,最恩爱的夫妻他们,有一个比赛,最恩爱的评比夫妻是排行第一的,他们有一个说法,不管多恩爱,彼此之前至少有上百次上千次想跟他离婚,这是很正常的表现。所以我就觉得我未来对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也好,或者是投资也好是非常的看好的,因为是两个大国谁也离不开谁。谢谢!

王文:谢谢王智文主席,你这么一说以后我就突然的发现我跟我太太是多么的恩爱,张行长和魏局你怎么看待两位对中美之间投资的看法。

张燕玲:对谁也离不开谁我非常的赞成,我觉得美国的特别是像彭斯这样的,这么高级的领导人,你就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无论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两个国家更是要这样,你一说话他最近在13日,在新加坡,他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一场于美国及其盟友”于美国就美国吧,还及其盟友之间的冷战,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按照美国的要求做实质的改变。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那么多五十年前,五十年前美国人民是很着急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记得首先是1971年的乒乓外交是美国的科恩和中国的庄则栋,他们打开了二十多年的局面促进了尼克松访华,一直到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980年我们中国银行和外交部国家授权我们两家和美国谈判解冻,当时中国冻结了美国在中国的资产,美国也包括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就接受了这个谈判,在1981年就解冻了,我们就开始一笔一笔的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给人家冻结了,这对两国的人民和企业是多大的灾难啊,像彭斯这么高级别的人,你张嘴就说,比冷战那个还严重,我就想问问他其实我觉得像你们都可能跟彭斯有交往,或者可以给他带个话说,就是说你七十年代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当时冷战给两国人民给两国的企业,对两个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你知不知道美国和中国冷战时期其他国家人家是怎么做的,不是跟你一样,那个时候华约北约跟现在不一样,那是团结的很厉害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也还是帮助中国的,不然的话中国跟美国冷战那么多年我们的物资怎么来的,怎么进来的,你要知道你现在还代表了整个的西方和中国药冷战,我觉得太可笑了。这简直不可理喻,他知不知道美国的那些仁人志士他们是多么着急恢复,我参加了这么多会,你才能对冷战有什么理解,不然的话没有这个理解,他就要来一场全面的冷战,这个话真的不要再说了,他再说不光是全世界人民耻笑他,他自己会被扔倒垃圾堆里去,而且他所代表的美国机器盟友,那些盟友也会笑话他。

王文:张行长非常直接的批判对彭斯副总统。

魏本华: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吧,刚才您确实提到您看到对于中国的投资,对于美国或者是最近呢在最近的美国投资有一点下降,主要是美国政府也是加强了他的控制,美国政府也是加强了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控制,我也是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并不是非常同意的说你也说,你也相信对于中国的KPO的控制的政策呢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点我并不是非常的认可,因为我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这是涉及到外汇管理的一个部门,我是前副局长,我了解到这些相关的政策,我们没有强加一个新的外汇控制的政策,尤其是对于资本外汇这块,而且我们也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对于非生产部门的投资,比如说如果你要是需美国,你要想买美国的足球俱乐部,或者篮球俱乐部或者你想买一个酒店的话这样的投资我们并不是非常的喜欢的,这确实是事实的,我之前也谈到了比如说在去年对于中国的游客,对于海外游客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我们总共的花费是510亿美元。

那么,另外的话有400多万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来进行学习,那么他们对于美国的经济收入他的贡献率达到了180亿美元,我觉得实际上这一块他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外汇的交换来讲。

Robert.D.Hormats:非常感谢您对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纠正,我觉得您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了,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我们之前的一个资本账户资本的一个控制,但是在这里我想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到底可以来做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这块了解比较多,比我更多,所以我这块也更好的理解您的观点了,非常的感谢您对我的纠正,我也是完全的接受,那么在这里我也想说我坚信有更多的游客双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游客到相互国家来进行旅游,这是更好的,而且如果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来进行学习我们也是欢迎的,因为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也希望由美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样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学习和合作了,我们能够有人员的往来,能够实现在研发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了,所以我也是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王文:非常感谢Robert.D.Hormats的回应。我想问五位台上嘉宾,请用半分钟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讲目前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企业的影响,所以我的问题从边处(音)开始今天在座的一两百位企业家,对于中美之间有什么样的建议。

边处:我觉得中美企业家的话,因为之前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他们之间的合作非常广泛,我觉得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话贸易摩擦是由来已久都是有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促进双方的发展,我们看到我的客户里面他们赚了大量的钱,他在美国的器械厂简单的就能赚很多钱,我看到获得的利益非常大,我希望中美双方政府之间应该是要减少一些小的障碍。

王文:建议中美政府还应该继续帮助企业的合作。

王智文:时间非常短,有很多话要说,实际上探讨都要很直接。如果是你看好美国市场,你就找到Robert.D.Hormats先生,他一定会给你找到很好的项目,好的项目,好的钱,好的政府环境,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刚刚结束一个团,美国的很多的PBW,加起来有两万亿美元的几个基金公司过来,在中国寻找项目,他说无论是政治跟政治跟我们的投资没有关系,我喜欢你中国的市场,我喜欢你中国人,我一定跟中国人做生意,这就代表了Robert.D.Hormats,或者代表了美国的大的公司这些财团们的心声,谢谢。

王文:还是应该继续投资美国继续投资中国。

张燕玲:我想呢,就是对企业家,中美企业家说,因为前几天我去了进博会,也从首脑到一般的企业家的谈话,因为我们中国银行在那里搞了一个展商和客商的对接会,这个也是全球第一家,你在这展览你的商品都可以放这,然后你想跟谁谈,我们就把那人请来跟你在那洽谈,还做融资,所以我就发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这个影响怎么能缩小呢,除了两国之间坐下来谈以外,现在全世界都在帮助中国缩小影响,因为美国不卖我们的东西,其他的进博会的其他的国家来了,因为你美国生产的产品绝不会一个国家都不买吧,有人有,知道你不卖了别人就来卖这不就是市场吗。

市场在改变,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帮助中国缩小这个贸易的影响,所以美国一定不能再走这掉路,这条路走不下去。

王文:谢谢张行长。

魏本华:两手准备,一手就要像习主席说的,太平洋之大,它可以容纳两国,它有涨潮的时候也有落潮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有点韧力,做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我们另一手也同时扩大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来源和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发展更好的经贸关系。

王文:两手准备。

Robert.D.Hormats:非常的感谢您,我觉得要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我是一家中国的企业,那我仍然是相信说机会来是巨大的,尤其就是在美国进行投资这块的机遇还是巨大的,尽管在美国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投资立法,那么在美国仍然是会欢迎中国的投资的有很多的州长,还有一些市长在我们国家,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获取到中国的投资,因为中国的投资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非常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有很多的美国的企业也会继续对于中国的市场感兴趣,会对中国进行投资,因为在中国市场的机遇是非常大的。而且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在过去呢做的非常的成功,有非常多的企业尽管现在是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呢他们都是对于中国的投资感到非常的乐观,我想说我们双方的投资以及贸易是给我们带来双方的利益的,即使我们现在有一段困难的时期,但是两国的企业也应该是站得高看得远,因为我们未来的机遇还是巨大的,我们双方都能够实现互惠互利,共赢的一个局面。因为从长期角度来讲我们中美这两个大国还有中美两国的这些企业将会拥抱更多的机会。我们只是现在这一段实际比较困难,我相信再过几年或者十年之后通过合作就能够获取到更多的机会。

张燕玲:说一个故事,我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碰到的一个企业家,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什么,就是带来不确定性,那么企业家呢最害怕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个会上呢就是一个地方的政府的领导,他说就介绍了他怎么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怎么样让企业避免这个不确定性,因为中美贸易美国不就收税,我这面减价,差不多。政府说了你该怎么生产怎么生产,你有了差价地方政府想办法帮助你解决,你有一个办法别人会帮助你解决,你不确定别人就帮助你确定了。

王文:过去的五十分钟非常的高质量,非常的直率,我们这个论坛里面有学者,有外交家,金融家,只有那种非常熟悉的人之间才愿意这么直接和直率,所以像王智文主席这样长期在中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像Robert.D.Hormats先生在如此敏感的中美大的背景下还能到中国来跟我们大家企业家学者们如此面对面的阐述自己的看法,让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更多的信心,所以我建议最后感谢一下台上的五位嘉宾,尤其是感谢Robert.D.Hormats先生和王智文主席,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给我们提供如此好的精神和盛宴。这个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圆桌论坛二

主持人:谢谢!让我们在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讨论的同时,也祝福中美两国的优秀企业,能够健康、安全地成长,携手发展壮大!

接下来我们有请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雷 先生,香港胜记仓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郭泰诚先生,金沙江资本联席主席王大勇先生,香港丰联集团总裁刘亦方先生、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丽女士上台,参加本场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叶自成 先生主持,有请。

叶自成:上一个圆桌论坛的嘉宾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在一线工作的人,下面这个都是从事一线具体工作的,我们的主题是开放型世界经济中企业发展新机遇,我想补充一点,机遇是和挑战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能光看到机遇在哪里,一定要明白挑战在哪里,然后你才会明白机遇在哪里。按照会议的规定,每个代表最好是5分钟之内解决问题,如果时间到了的话,我会提醒大家,交流最好紧扣我们的主题当然回应一下企业可以。会议不仅仅是谈中美企业,我们也会谈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国东南亚的关系等等,下面有请5位来分享他们新的体会,首先有请马雷局长发言。

马雷:非常受王智文先生的邀请,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的问题,尤其刚才大家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会场气氛是非常肃穆的,我想还是先请大家轻松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贵州的短片。

马雷:这个短片是我们介绍贵州的短片,我想基本上把我的很多论点都放在里面去,我想说的就是关注西部以及西部带来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机遇,可能是消除中美矛盾甚至世界整个构建新格局的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其实和美国一样,美国18世纪也提出了西部开发,使得美国整个国家实现均衡发展。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国家的均衡发展,目前西部的整体水平在全中国只达到平均水平的70%到80%,所以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只达到美国三分之二GDP的水平,西部真正大发展以后会带来什么结局,大家可以无限想象一下。这个时间从2000年到现在18年过去了,以贵州经验来看西部真正投资的机会和机遇到了,我也用了几个图表,主要选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GDP的总量,另外是我们的工业增加值,还有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进出口贸易,这几个方面从2005年到2017年都实现了7倍以上的增长,尤其是我们的工业增加值,从615亿增加到4304亿,包括我们的GDP。所以可以说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贵州的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给未来整个西部也是同步变化的,从未来来看,尤其我们今天争论的是中美之间的市场在哪里,以及我们的投资机遇在哪里,其实刚才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针对这三个方面美国和中国在全面角逐。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国外的市场,而看不到国内的内需的话,这个永远达不到平衡,我们永远会处于恐惧当中,总觉得美国不让我们出口了,沿海的出口企业有多少要倒闭。但是没有看到内地巨大的消费市场正在形成,所以要形成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和启动这样大的市场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非常大,贵州是中国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我们高速公路超过6千公里,这意味着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其他投资机遇还没有完全来到,因为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正在拉动你的其他的投资机会。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的投资机会,也就是和国际看标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态,我们的绿色生态带来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因为贵州是全中国生态环境最好的省,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5%,同时我们优良的空气天数在全国是最高的。包括我们生态科技、生态农业、生态循环工业等等。第二个我们的大数据带来科技的变化,大数据使得贵州在科技的带动领域通过数据的合成,使得需要工业与数据融合、企业与数据融合、一二三产的融合和数据带来的先进技术的改善成为了现实,也就是刚才Robert.D.Hormats先生专门提到,现代技术在内地发生了激变。第三个就是南向通道,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和沿海的贴水互动,和南海也就六七百公里的距离,从欧洲、美国的经验来看很多制造业中心放在内地,而现在高速公路使得这样的连接和高效的物流让我们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我想说的是通过西部开发,我们基础设施的改变,使得我们现在物流的成本降低,生产的成本降低,要素的成本降低,通过这些成本的降低实际上可以形成更大的生产激励,这个更大的生产激励又形成了更庞大的消费市场,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一定会远远大于美国4亿人口的市场。所以未来启动我们这个市场,将让我们不再恐惧美国对贸易摩擦带来的威胁。

叶自成:谢谢马局长的介绍,期待大家有机会到贵州走一走、看一看,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下面有请第二位嘉宾,请郭泰诚先生来谈谈他的心得体会。

郭泰诚:今天有幸受到王主席的邀请参加这个会议,以企业家的视角看待美国与中国两个不同的治理模式,香港胜记仓成立于1973年,在国际码头做物流配送,主要服务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全球配送,再后来美军陆战队退出亚洲,生是在香港国际货运码头,香港是一个中国出口产品的窗口,作为港口企业来看待这次中美两个体制下的各自的争论与看法,或者相对的不适应,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美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制之下,作为胜记仓是服务于市场,你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市场,也服务于进出口,哪怕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认为在这次的背景下,更清晰的给市场服务,也是给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发挥其作用的机遇的到来。所以香港胜记仓在2009年就开始深入贵州,后来在贵州落地,有一个沿海贸易港口的项目。2010年河北省邀请胜记仓,在京津冀落地了一个国际贸易城,作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代表项目,项目是给国外商品进口中国、中国商品出口国际作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市场属于新的模式,需要新的观念,需要前瞻性的看待问题。作为企业视角,我认为只要有人类都需要有市场,你是什么样的体制之下的国家都需要市场,市场主体是什么,是商品。有了商品的产出,就有商品的输出。作为有14亿人民购买力的国家,这次可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新塑造,中国企业在这个新的机遇做成新的市场组成,可以发挥出以中国作为5千年历史文化,做好自己企业,服务好社会,服务好国家,服务好不同政见的主体。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给我们企业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予我们更大的担当,谢谢大家!

叶自成:谢谢郭先生的讲话。他的话就一句话,只要人类在就有市场,只要市场在我们企业也就有机会。

下面有请金沙江专项基金联合会主席王大勇先生,也是具有30多年的投资经验,他给我们分享现在企业的机遇在哪里。

王大勇:感谢智文会长,Robert.D.Hormats先生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想我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第一次来到省城,现在公司里面7个合伙人当中有6个在欧美接受过教育,我的孩子也在美国,他们从小也在世界,和我们越来越近。正是因为改革开放融入了世界的体系,我们国家才发展的如此壮大,企业财有这样的机会。刚才张行长说改革开放自初企业的机会在出口,到国外换回来了外汇。今天这个交流已经变成一个双向的机会,应该更加用宽容的胸怀看待目前世界经济的体系。2015年我投了一家企业,是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美国公司,是MIT的科学家,他们是用LED的光合作用做植物工厂,今天来讲这个技术当然是美国的,背后有中国企业家的资金支持,今天我们把这个技术在中国做推广,可以为中国的民众提供高品质的商品,我觉得开放包容是未来的趋势。在目前中美贸易的大背景下,过去我们是美元基金,更多的投资是在美国,也把美国企业引到中国,今年我们组织了团队看看欧洲有没有机会,其实大家过去过好日子的时候没有想到在危机的情况下给企业家更多的思考,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逼着我们做这样的一些考量。另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未来的机会在挑战中会看到发展的机会。

我的结论就是开放包容是未来的趋势,我们是这个趋势的受益者,也是我们体制的拥护者。困难是压不垮我们的,世界是多样的,我们有更多其他的机会。谢谢!

叶自成:谢谢王先生的讲话。他也讲了一句主题,有包容之心的人才能找到机会,如果你总是盯着一个事情不放,你的心胸狭隘,你永远没有机会。

下面有请第四位发言嘉宾刘亦方先生,来自香港丰联集团,我们知道前不久珠港澳大桥通车,进一步拉金了香港和内地的距离。我们想知道刘先生作为香港企业的代表,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会为其他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机遇?我们有请刘先生。

刘亦方:我实际上算是出口转内销的,从小在北京、天津长大,1983年去的香港,这些年在国内做生意比较多。

我最近也有一个工厂,我们工业做的不是很大,但最近一直在考察,一个是苹果公司,大家都觉得乔布斯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三个苹果,一个夏巴(音),一个牛顿,一个是乔布斯,当然我想乔布斯和牛顿真的没办法比,乔布斯只是做了一个产品,十年之内就会被超越,十年没到就被超越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苹果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因为苹果定义了什么是智能手机,乔布斯是完美主义者,手机的厚度不能超过多少厘米,甚至尝试用一些非常新的材料,比如说散热需要用一个薄膜,几百微米,薄膜上会做很多散热丝,这些东西是前所未有的,等于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智能手机,这样的产品使得苹果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

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是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司华为,华为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苹果了,他们俩都有共同的特点,里面有日本、美国的芯片,用的是韩国的屏,我们非常高要求的部件都是在国内产的,这些东西虽然不像芯片那样致命。但是拿到越南、印度他们做不出来。国际合作的机遇从这两个公司身上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今天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没有中国的加工,没有中国配合他们,苹果手机能不能在零几年就出来,出来以后价钱能卖得这么便宜,我觉得很难。

我接触过一个厂,是专门给苹果做小零件的,苹果和他共同商量怎么做出这个零件,他说日本有一个CNC精密机床可能会做出来,但是我们不太会用,苹果马上买了这个机床送到他们的厂里,双方人员共同商量怎么做出这个技术,当然现在这个工厂已经上市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美国会培养出像乔布斯这样非常有创造性的企业家,而中国可以培养出任正非这样的,因为他在解放军部队待了很多年,所以他管理华为像管理一个军队能力。但是他比不上乔布斯的一点是他没有办法创造一个产品,他只能在别人创造产品之后拼命研发、生产、抓质量,最后我的产品能够超过你的质量。但是我们目前有没有全新定义产品的能力,这一点是美国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企业体系的一个特点。所以全球化的概念第一个是大家要有个性。

第二个是包容,所谓包容是什么,就是别小心眼,好比说我这次看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说我们要把工作岗位抢回来,第一中国岗位不是中国人抢走的,30年前日本人就已经抢走了,我在每钢生活的时候是1990年左右,当时美国有一句口号就是把美国抢回来,当时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不好做就到美国买各种公司,让美国人很不爽。实际上那个时候,在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工业已经衰落了,我在美国公司也有一个工厂,我看到美国的公司有小录音机放着摇滚音乐,墙上挂着三点式的照片,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工人在聊天,干活的工人比聊天的工人还要少。你到日本车间看看日本人怎么干活,包括到中国工厂看看中国人怎么干活。不管贸易战怎么打,这些工业岗位不会回到美国去了,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中国也应该认识到一点,中国的企业不怕和外国人竞争,没有必要做政策壁垒去顶着人家,中国企业最怕跟不守规矩的中国企业竞争,外国人的聪明、勤奋比我们差得多,特别是在做工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好比阿里巴巴实际上就是抄的亚马逊,但是现在做到这么大。因为我们只缺一个创意,一旦有了创意可以做得很好,实际上机遇就在于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全球化以后我们可以让这些特点全部发挥出来,挑战是什么,有些政府或者领导人他们还是不够包容,还是想做到大而全,最好工人也有活干。当产业升级到美国的程度,现在有朋友跟我讲在美国开厂是聘不到工人的,只有超过50岁的老大爷。我1983年到香港以后,我奶奶是基督徒,后来她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在美国说你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会很怕你,觉得你连上帝都不信,你这个人会没有底线。后来奶奶问我有人问你有信仰吗?我说没有,最后我跟美国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最好不要讨论。所以我们双方的信任应该增加。

叶自成:刘先生的发言我也一句话总结一下,中国最大的挑战不在外部,在我们内部,中国企业不怕竞争,怕的是自己不敢去竞争,怕的是我们不守规则去乱竞争。所以刘先生的分享也非常有意思。

下面有请最后一位女嘉宾王丽,她有非常丰富的从事法律事务的经验,而且与很多企业有交往,有请!

王丽:谢谢主持人。时间到了,该出法律意见书的时候了,所以总是最后一个讲话。我想和大家说三个观点,中国发展到今天是干出来的,中国发展到今天是打出来的,今后五十年我们怎么做?

中国发展到今天是干出来的,前天习近平主席在APCE会上说了观点,我真的可以印证这个观点,在改革开放,我是1977年第一批参加高考考进了大学,之前我当过知青和工人,随着这40年我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所有好的机会,我也投身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的行动当中。在改革开放当中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下海的机会。在1992年小平南巡,又一轮新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从司法部下海创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当时跟部领导提出来的,中国应该有千人大所,当时所有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她疯了,当时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二十几个人,不可能有千人大所。今天我们过了25年了,我们所已经有2500个律师,而我们在中国还不算最多的。我们有1500个硕士,有200个博士,我们可以做基本上是三甲医院可以做的法律工程,我们做南水北调、京沪高铁,帮助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APO,我们做了所有涉外的收购兼并,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人权捍卫的刑事辩护、民事诉讼,包括商事调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从我服务的客户那儿也看到了他们的进步,我当时做律师行,我的美国律师、香港律师都给我一句话,你不用做了,美国人的规则也在这儿,你现成抄过来就行。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拿美国的规则在中国做一定不行。中国当时发展的程度跟美国当时法律发展的程度绝对不是在一个水平上,因此我们根据中国本地的情况出发,按照中国的法律给我们很多的中国客户做出了走向世界的,包括阿斯塔纳轻轨、“一带一路”很多项目都是我们做的。当然我也代表一些大的客户向中国的央企提起了诉讼,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我们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法治也在进步,中国的法律也在发展,经过40年,中国已经建起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服务的体系,这是第一个观点,我们是干出来的。

第二个观点,我们是打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在打,很多人说我们的公证是独角兽,矛头对着谁就是不公平的。现在的法治观点是要有国家公诉,也要有律师辩护,你要有原告起诉,被告也有辩护的机会,法律的公平是双方对于公平的争斗当中。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从我们一开始投资做贸易就面临着反倾销、反垄断,337,我1995年代表中国公司到美国做了反倾销的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做赢了,最后还做了全行业的无损害。之后我们经历了维生素C反垄断的案子,LED337的案子。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学会了走向世界,学会了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学会了用所在国的法律、联合国的规则,包括很多的国际公约来归置我们的行为,我们依法办事,依法做生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公司赚了放心的钱,而很多不规范的、违反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走向了破产,有的尝到了失败,有的接受了教训,有的提升了公司治理。这40年美国帮助中国企业成长了很多,我们也帮助美国企业成长了很多。美国人过去在中国开工厂,用的都是自己人,美国人、欧洲人甚至于台湾人。但是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本地人,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很接地气。我也代表很多在中国的公司做了危机处理的案子,首先绝不能违反中国当地的法律,其次要找到合规的办法,第三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感觉到打出来不光是中国人打出来,美国人在中国也是打出来的。

第三,我们今后怎么办?刚才大家出了很多主意,说了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做律师这么长时间,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我们客户的心态。我们很多案子案值并不大,有的就是要赔一块钱,他们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有个特点,你可以看不起我,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当他们感觉到他们受了侮辱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通过法律夺回自己的权利,包括受人尊重的权利。我觉得在这里面美国朋友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国家的那种文化,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有非常谦虚礼让的文化,这个表现在退避三舍成语的由来,当时他流亡到了楚国,楚国国王说我对你很照顾,你当了国王怎么回报我?后来晋文公回答说,如果咱们两国交战,我退避三舍,一舍是30里,楚晋两国最后真的交战了,晋文公真的退避三舍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国家的心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尊重。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张英(音)跟她的家人说六巷的故事,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要害怕,民间做生意一定要大胆的做,你可以请律师帮助你,事实上很多人在美国赚了钱。第三点,我建议美国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中国在“一带一路”干什么,“一带一路”它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商量,一块儿来干,一块儿来获益。事实上我们还应该学一点,我们在“一带一路”投资贸易肯定会有纠纷,我们不要去法庭,我们也不要去仲裁,我们先坐下来商量一下,我们来调解。所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国正在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也建议我们今后五十年是不是把调解作为中美两国发生商事纠纷的时候首选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由双方政府开战。最后一个建议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应该放手让你的人民、让你的企业去做生意,不要过多的干预,美国政府的加税行为就可能使我们成千上万个都要撕毁,因为要调整价格,政府一个行为撕毁了成千上万民间的合同,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谢谢!

叶自成:谢谢王丽女士的发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法治的进步,我们中国从人治的社会慢慢过渡到了法治越来越严的社会,这是我们中国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中国企业、美国企业在今天这个时代下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机遇。

大家是不是欢迎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前不久,我有幸参加了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一个对话,他们讲的中美关系气氛跟今天发言的主题有点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机遇在哪里,当你看到了挑战的同时机遇也就来了。这个不确定性我们要善于变成确定性,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你不能主导两方面。之前有人说我们不希望人类还没有毁灭之前,由于两个大国的错误行为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他讲的比较沉重。如果来看彭司副总统他的讲话,只有一点,中国除非投降,某些美国的贸易战要打下去。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举一千条理由中美要好起来,但是很多事情的发展不取决于多数人的决定,在某一个时刻取决于个别人的行为,四五十年前7亿中国人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当时毛主席一个人改变了这个决定,要和美国做生意,一个人改变了多数人的想法。现在也是一样,中美关系有千条理由要好起来,但是如果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不愿意,美国人和中国友好也挡不住他们的错误决定,这种危险我们不妨看得稍微严重一些。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中美关系还不是最坏的时候,可能还会往下走,也许5年,也许8年,也许10年。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习主席和特朗普两个人一会面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简单。我想彭司先生代表的是美国一部分人的想法,我们跟中国的矛盾不是贸易的矛盾,是全面的矛盾,社会制度、文化、军事地理各方面都有矛盾,这种矛盾解决起来会比较难。所以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就是我们在看到中美关系还有很多机会的同时,一定要把现在的问题不妨估计得严重一些,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刚才各位讲得很好,中美关系不妨先放一放,有条件的继续做,没有条件的不妨把眼光转向和欧洲的合作,中国、美国、欧洲一起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市场,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们不妨改变一下会场的风格,看各位企业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Robert.D.Hormats先生还在,王主席也在,台上的5位嘉宾都是非常有实践经验的先生,我们开放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王智文:我想请教一下马雷局长,在中美关系有摩擦,也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贵州省在招商引资、GDP增长的一枝独秀,你作为投资局长,怎么做到的呢?

马雷: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想这几年我们招商里面,其实我们也到美国去招商,招商的同时美国很差异,他们就说大数据不得了,因为我们把美国的高通、苹果的中国总部都引到贵州,这是一个奇迹。第二个,美国反过来招我们的商,电力也便宜,土地也便宜,你们到我们这儿来。所以双向互动、互为投资永远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也要坚定信念,始终看到我们巨大的市场,对全球的投资者都有吸引力。

叶自成:下面还有哪位有问题?先自报一下你的身份、姓名。

提问:我是贵州省食品产业促进会的副秘书长陈军(音),很荣幸受邀参加此次论坛,我们贵州人杰地灵,山好水好人更好,刚才马雷局长提到了贵州有很多好的投资机遇和机会,我想请问一下马雷局长,现在针对特别是从美国来的朋友,我们贵州有什么样好的机遇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马雷: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汇报过了,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就不再过多重复。一个就是生态,美国虽然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是这次加州森林大火足够让他们反思,生态灾贵州可以延伸出许许多多的产业,这个机会非常庞大。第二个是大数据带来的各种各样产业的融合,这个我们目前独占鳌头。第三个就是开放型经济,随着南向通道和“一带一路”进一步的打通,我们有更多的实现贸易平衡的手段,比如说西部的政策里面可以享受税收的两免三减半,同时我们的土地、人工、电力成本全面的廉价,也可以对冲在美国的商品竞争当中的价格过高。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些因素叠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组合性的竞争的优势,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反复强调的,西部正在崛起的秘密。

叶自成:刚才成立了美中商会的商学院,按照讲课的规定,学员要和老师互动的,有没有美中商学院的同学?

提问:我是来自于河南的一位律师,刚才王丽老师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因为我现在担任了省政府的法律顾问,今天正好两位香港企业家过来了,湾区经济和内陆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我向两位香港来的企业家的请教。

郭泰诚:内地和香港企业有各自的优势,作为内陆企业来说,有生产、劳动力的优势。香港企业是服务企业,一百年来都是服务国际国内的市场,这是他的优势。个人只能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待,比如中美两个国家,其实中国建国的时间很短,中国在国际市场来作为分工才刚刚开始,我认为目前发挥企业作用也是刚刚开始。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的企业已经走过几百年了,他的治理力度跟市场分工相对比较明显。但作为国内企业确实对目前刚刚想萌芽出市场氛围,要参与市场的一种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企业,要明确你是企业还是国际企业,你是服务业还是哪一方面。现在企业的发展是根据不同主体以及不同市场,它塑造出不同层次。其实这次中美贸易战,其实我认为对企业是一种学习,如果没有贸易,我们只做小范围的生意,你永远都进入不了国际市场。所以我们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难得的机会,如果没有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各自的优势,比方说中国的治理优势是社会治理,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社会治安是最保障的。但是美国是资本市场的治理,以资本撬动发展以及以资本的控制器来发展自身的经济,作为中国是社会属性的一种发展,是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创始人、中国的智慧,这样的发展模式目前在国际氛围下大家是不理解的,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刚才王丽律师也说得很清楚,我们中国是干出来的,做出来的,拼出来的。由于中国在移民国际,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移民国际来看待,我们移民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文化。中国在国际化的氛围下以我们自己的努力开拓自己的市场,我认为我们中国企业大有希望。

叶自成:大家用掌声感谢5位嘉宾,这一场圆满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现在有请主持人。

主持人: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讨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一定能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们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应当承担的国际和历史责任。相信大家已经在出席本次论坛嘉宾的演讲中找到了新的思路,希望各位来宾能从中受益,共同为两国经贸关系而努力。

今天我们本着和各位来宾一起分享,一起思考,一起转型,一起成功的目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新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下走的更稳健、更长久,聚合力量,一起成长!

至此2018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暨中美关系看下一个五十年高峰论坛已告一段落,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光临,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支持。我们在厅外为大家准备了茶点,请大家稍事休息,稍后将进行的是晚上6点整开始的美中国际商会年度晚宴,届时将有慈善拍卖和颁奖环节,欢迎参加晚宴的各位贵宾准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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