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所以能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当选总统，大数据发挥了神奇而又重要的作用。一家名叫“剑桥分析”的大数据公司，专门从事与政治事件相关的数据挖掘与定向广告业务，该公司帮助特朗普团队精准定位了美国选民的喜好，随后投放竞选广告。

但在今年3月，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等媒体揭露，剑桥分析公司获得了超过5 000万名Facebook用户的数据，并进行了违规滥用。根据指控，这些数据最初通过一款心理测试应用程序，收集用户在Facebook上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还包括用户好友的个人信息。剑桥分析通过用户“画像”，瞄准目标选民推送极具针对性的网络定向政治广告，从而左右美国大选。

“隐私门”事件发生后，Facebook承认平台曾犯下的错误，并暂停了平台上数百款应用。但媒体和公众仍然口诛笔伐，质疑网络平台使用其个人信息的合法性。Facebook不得不选择在保护隐私等方面加大投入，计划在今年底前雇佣2万人，帮助审查网站上发布的内容，并与安全团队合作。

一个事实是，包括Facebook在内的互联网巨头们，拥有上亿级用户规模，存储了海量的个人信息、消费数据、金融数据及其关联数据。公众最为担心的是，在大数据时代，当所有信息都被数据化的时候，谁来确保个人隐私不被泄露或者被滥用?

越界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与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分析报告》，96.6%的安卓应用会获取用户手机隐私权。

百度前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吴恩达曾经公开表示，大公司的产品常常不是为了收入而做，而是为了用户的数据而做，在某一个产品上收集的数据，会用于在另一个产品上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下载安装App时，会要求用户同意读取位置信息、通讯录在内的几十项权限授权。也就是说，当数据信息已经成为商品本身，对用户隐私权限的越界使用就很可能愈演愈烈。

媒体曾经对个人信息黑市做过相关调查，发现互联网收集到的精准数据正成为黑色产业链的源头，而这种高精度的个人信息被用在网络诈骗等方面时，会让受害者难以辨识，更容易中招。

大数据时代，隐私安全困局怎么破?目前，在大数据发展中，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机构对数据本身共识性的东西并不太多，采取的监管措施也非常多样化，实践中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数据的权属问题进行明确界定。但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大家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大数据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同时，也会与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商业伦理产生冲突。因此，除了政府从宏观层面立法，加强监管和保护，它更需要企业主动自律，构建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

比如，在内部建立隐私事务管理部门，规划数据保护战略，制定隐私政策程序等;又比如，定期开展隐私影响评估，根据情况持续修正信息保护边界，调整安全控制措施，使个人信息处理处于风险可控的状态。

大数据时代的最大风险是“我们并不了解大数据的风险”。有人戏言，大数据时代，人人都在“裸奔”，但一个成熟良性的现代商业社会，有责任为所有人穿上“衣服”。隐私保护既是一项社会准则和企业责任，也是必须坚守的商业伦理，我们需要用足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找到隐私保护与生活便利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