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1日，由博商会主办，商界传媒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深圳市民营企业家盛典第二天。本届盛典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企”为主题，旨在借此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6000余名民营企业家参加此次盛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来到现场，并发表题为《全球化波折与民营经济的未来》演讲。现演讲实录整理如下：

我跟大家一样，希望白岩松多讲一会儿，到点他就走了。我从来没在这么大的场合讲过话，所以我有什么纰漏，请大家包容。

我今天的题目是全球化波折与民营经济的未来。这个波折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起了贸易摩擦。一波三折，对全球的形势，对中国的发展，对在座各位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但事情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要面对。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波折是怎么发生的，当然它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我想复杂的事件有时候要理解它，除了要有大量的信息，有时候选简单的角度去看。因为简单的角度会帮助我们掌握复杂的信息。

一、穷经济与富经济

我这个简单的角度就是这么一个角度，这个世界你可以说很复杂，但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南北问题也好，东西问题也好，贸易摩擦也好，基本的架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构。

大致上讲就是二战以后，一些国家已经率先富裕起来，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总人数是12亿人口，人均GDP达到数万美元。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大批二战以后独立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比较穷，穷和富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关键的指标就是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所谓富国就是资本雄厚，资本服务的劳动人口数量少，穷国正好反过来，人口劳动力数量很多，但是资本机器薄弱。资本薄弱生产力提高就有困难，生产力提高不够快，积累就有困难。积累困难资本就没有来源，所以叫贫穷的循环。所以战后的经济可以说就是一个穷经济，一个富经济，穷经济就是资本多，劳动力相对少，人均的资本量很充足，生产力提高，有雄厚的基础。穷国呢?人口很多，资本很少，我随便标了一些数来表明这两个经济。

那中间这道墙就是所谓封闭，拿中国来说，1949年建国就遇到了台海封锁，遇到了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朝鲜战争以后，中国隔开了，和世界主要市场隔绝了，我们一头靠苏联，是个封闭体系。邓小平的伟大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封闭打开，下面就是一道题目了。同样是穷经济和富经济，一穷一富，中间的壁垒一旦打开会发生什么变化?资本打通，劳动也打通，资本打通很明显，可以在全线跑来跑去，劳动打通过不明显，但是通过贸易流动。工人虽然不容易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是这个国家工人生产的产品是可以通过贸易运到另外的国家去，某种程度劳动也在流动。大家看打通的全球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资本也打通了，劳动经过贸易也打通了，当然还夹杂一部分移民。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他对这两个经济体以及这两个经济体组成的全球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我逐步把打通以后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大家看，原来发达国家雄厚的资本就服务那么一点人口，现在全球打通，全球的人口都需要发达国家为主的资本。所以资本在全球的相对地位提高了，提高的原因是他稀缺程度提高，中国不开放，就不需要引进外资，外资进不了中国。但中国一开放，几千亿几千亿的美元就会进到中国，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这个集团，在全球化当中是高歌猛进的，因为它相对稀缺提高了，所得就提高。

第二个非常得益的集团就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发部门，如果说上一个变量是华尔街为代表，那下一个变量就是硅谷为代表。人类聪明才智发明出来的新产品、新服务，跟事物作用有很大关系。你看微软如果中国不开放，印度不开放，只在发达国家卖，只能卖那个数，中国一开放，多少人、多少公司用上了windows，多少人用上了苹果手机。所以这个部门在全球化中也是高歌猛进的。

但是很不幸，事情并不是都发生一次的变化，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这个劳动人口在全球化以后，面临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的强有力的竞争。这个力量是存在的，因为他率先富起来，工资、福利、社会条件，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去发达国家，哪怕去蓝领工人的家看看，都是中国普通人梦寐以求的，都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差不多都有房有车。但全球化以后，这个群体受到全球化很大的压力，因为新兴市场的很多劳工工资极低，一旦会做某些产品，通过贸易就在全世界这些产品的市场上展开竞争。

产品的竞争背后就是两组工人的竞争，市场有它的规律，物美价廉永远会占上风，美国的消费者同样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这样的话，收入已经很高，工资已经很高，福利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的蓝领、一部分白领就受到全球化的压力和冲击。所以开放以后，全球化以来，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相对新兴市场国家慢。更麻烦的是发达国家战后毫不容易形成橄榄型社会，就是穷和富都是非常小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以后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渐显。

再看对穷国的变化，穷国可以说是主要受益者，因为过去穷又不开放，一开放，成本就很有竞争优势。中国80年时候，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广州城最有名的白天鹅宾馆，从香港招聘厨师，他来大陆工作还有补贴，等于一百个中国员工的总收入。

二、开放致富

但如果不开放，穷人过穷人的日子，富人过富人的日子，两不相干，一打开穷人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它可以跟资本结合，跟技术结合，跟国际市场结合。一旦产品能造出来，就可以冲进全球市场去参加全球产品贸易的竞争，这样就把中国数亿农民人口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从原来一年一次领收入，一次分粮食变成可以每个月甚至一个月几次领薪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全球开放受益是蛮大的，而且受益的人口比例覆盖面非常宽。

当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谁靠近资本更近一点，谁靠近技术更近一点，富得会更快。我们的富不完全靠劳动力，谁在中间做桥梁，谁就是富起来的群体。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沿海先富?发达技术先从沿海进中国的，所以懂一点英文，懂一点外部世界的知识，懂一点技术，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中国的人均水平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80年代人均GDP，78年人均200美元，现在成长为8000多美元，美国当年是13500美元，现在是6万美元左右。

所以从增长速度看，新兴市场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平均收入涨得快，但是快当中，发展中国家中国内部收入差距也非常大，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板块，差距也变得非常大，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的矛盾。

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途径，这里头整体看全球的经济进步加快了，但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集团同样得到益处。所以这里会有摩擦，有些摩擦在有些条件下会变得尖锐起来。

这是前两年流行的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为什么21世纪重新把资本论这个题目提上来呢?因为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拉大了，你看这是美国的GDP，到了1950年前后，已经收敛得非常低了，因为这个指数如果越高，会说明这个社会的收入差别越大。但是50年代到80年代是发展得最好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还在关起门贫穷。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加快，这种现实导致了理论家做出了概括，要抑制资本，再推下去，会带来好多问题。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多少年来因为追寻邓小平同志的教诲，专心致志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大去看别人怎么样，外资来了，看怎么跟我们的资源结合起来，改进生产结构，提高生产。

三、全球化的多面性

但是2006年，我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研究土地制度的时候，路过底特律参观了底特律的福特博物馆，让我第一次受到全球化还有另外一面的触动，这个穿红衣服的讲解员是个退休工人，70多岁了，一辈子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高中毕业就去了，做讲解的时候充满了对福特，对美国汽车产业，对美国的先进生产力自豪的感觉。

他是个工人，但是讲话当中，介绍历史的时候，充满自豪感。我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总是会多少受点打动。所以我就问他，年轻人，高中一毕业最好的岗位就进福特，这个事情现在还有吗?这个美国退休工人对我讲，现在变了，现在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已经没有希望进福特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福特不在美国投资了，福特把投资投到中国去了，投到东方去了，投到亚洲去了。我接着就问，你的孩子是不是也进福特工作?他说，没有了，我的孩子到亚洲去教英文了。

我当时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们多年都是低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抬头看看我们的埋头引进外资，对另外一方会发生什么影响。

全球化发生着变化是多侧面的，不是单向的，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资本是可以到武汉来投资，到重庆来投资，可很多工人不能都跟着来。跟着来也没有竞争力，因为我们中国的工人收入的起步非常低，从人均200美元起步，然后长期贫穷，获得改革开放的机会又非常肯干。

这件事情你站在侧面看，怪谁呢?我看谁也怪不得，你也不能怪这个美国工人，他工资高，是因为他们战后就有那么稳定的环境发展经济，他也是个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者也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到朝鲜来打过仗，就是高中毕业一个工作，只要有工作，有生产力，有技术，好好劳动，买车买房，现代化的生活。是我们农民工的责任吗?我看也不是，穷了这么多年，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城墙牢牢的，收入高你也不能去，邓小平把这个大门打开了，人往高处走，哪个家庭，哪个人不希望改善生活?

如果能通过劳动，通过冒险，通过努力去改善生活，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愿意的。那是中国劳动者和中国劳动者竞争形成的工资水平，这个水平比美国人差了一大截，美国的工人竞争力到哪里去找?这个事情当时我是受到很大的触动。

三、经济失衡传导，贸易冲突加剧

两个海平面靠近了，贸易冲突会加剧。什么是经济失衡?一方积累巨额的顺差，一方积累了巨额的逆差，这件事情早晚要反映到政治层面，因为从经济上讲，无非就是一些数字，出口赚了外汇，是用钱买了好多国外的产品，但是你投到社会层面来，是就业。

所谓顺差、逆差非常高，就是大量工作机会在境外，消费在境内，当然这个事情不仅因为中国工资低，也包括美国的储蓄率，包括美国的货币制度安排，一系列复杂因素促成了这个局面，但是不管有多复杂的因素促成这个局面，这个局面会引发复杂矛盾。

比05年大家去看全球的警告，都是担心不平衡会出问题，所以中国为什么从05年开始升值，虽然顶着巨大压力，你升值出口不那么猛，发达国家就可以喘一口气。可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们在国内花了人民币形成了产品，由于币值兑美元升得太快，那我们的发动机有可能减速，有可能熄火，所以经济增长虽然高歌猛进，统计平均化以后，你看到全球化以后，确实是全球生产力的一次伟大解放。但是进入细节，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冲突，包含着不平衡。

这是我到美国看，后来我增加了一个科目，除了好好看中国经济，也得花点时间看看人家怎么样。这是一个钢铁工厂，当时很辉煌，曾经给美国第一个航空母舰供应第一个钢板的工厂，前天我去的时候是这样，拆的力量都没有，锈在那里。为什么?日本和韩国的钢铁公司起来了，中国的钢铁公司起来了，河北的钢铁公司起来了。

全世界全球化就会带来这些成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本会往成本低的地方聚集，形成新的生产力。那老的生产力怎么办?我就近拍的照，这个图象远远不能反映现场得到的感受，这是个巨无霸的现代的产品，这样的工厂在美国地图上，地理学上已经形成了新概念，叫绣带。工业化越早的地区，生锈的工厂就越多，这张地图延伸越深，就是锈的工厂比例越高、密度越高。

当然所有先行者都遇到这种挑战，我们叫老工业基地，如果你去过沈阳的铁西区，可以看到差不多的现象。美国是全球工业化最大的国家，但是等到全球化真来的时候，要面临后起者竞争的极大压力，这些问题会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构成了全球贸易、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微观基础。

四、中国向上与中国民企

然后我再看看中国在开放当中是怎么一步一步打上来。刚才我听白岩松讲的非常动情，深圳是理解中国变化最好的地方，从概念来理解这个复杂的现实。

最关键就是我这两年写的体制成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农民过去就有，工人过去就有，还是这块土地，为什么改革以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体制运行的成本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不是用劳动力，劳动力工资也是非常低的，我自己下乡过十年，我知道中国普通农民收入的实际水平，问题你不开放，你拥有这么多劳动力，使不出劲，你不参加国际比赛，劳动力再有成本优势，不出去打，你这个优势就不是比较优势。

因为你不参加比较，中国的厉害就是一步一步把体制成本显著下降。首先解放思想，为什么很多事情不能做?一切以苏联为样本，苏联也是没有经验当中建设社会主义，有成功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有不适合中国的地方，但是改革前多少教条主义盛行，不能动，不能碰，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厉害的就是先解放思想，一个事情能不能做，试试看，不要先下结论，实践一下才知道，所以农业问题就这么解决的，我1978年考到北京读经济，当时制订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我记得确定的增长目标是确保年增长4%，争取达到5%。保4增5，为什么那么低?不开放的经济，粮食解决不了，工业怎么搞，商业怎么搞，技术怎么搞?没有基础。那粮食为什么搞不上来?我们的大锅饭体制把农民的积极性摁住了，所以解放生产力。

粮食问题刚刚有点过关，第二个问题来了，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搞粮食，过去都是浪费，可是几亿劳动力要突然从农业转出来，岗位在哪里?谁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的国营部门怎么招几亿劳动力?就憋出了今天大会的主题——民营企业，允许老百姓自己创业，干吗一定要等国家来招?你可以从路边摆摊开始，大碗茶。

人最有尊严的就是自食其力，自己向市场提供服务、提供产品，然后让自己、家庭富起来，这是路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当年是真叫好不容易，一不小心，大帽子就要往上戴。

邓小平挺身而出，邓小平说，再看一看，不要随便就用国家机器整人家，不要随便动他。看看真的会损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吗?结果看了三年，不但不损害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写进红头文件，然后写进了法律，然后修改了宪法，然后确立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我们才有今天百分之多少的GDP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百分之多少的税收是民营企业创造的，9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创造，现在专利申请大头也是民营企业。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又一个问题，这么多人搞企业，搞工业，市场在哪里?卖给谁?国内的收入毕竟低，国内市场还是薄。

开放，第一步就从沿海开始，两亿人口能不能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找出路。这个政策收到的效果是超出政策设计者的预期，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大竞争力，没想到穷只要加上开放就是一把刀，穷如果关门那就是白白的穷，穷加开放就是竞争力，因为你成本低。

成本低再加上大家肯学习，改善产品，就能拿东西到世界上换外汇，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原有战后形成的平衡逐步撼动了。

所以中国的增长就是这么三个变量，第一是长期贫穷，人口巨大长期贫穷，倒过来就是一个优势资源，你想一个农民工开始挣多少钱?同期一个日本工人、德国工人、美国工人、香港工人挣多少钱?

但是开始我们威胁不了人家，因为他会做的东西我们不会做，但是中国人除了钱还肯学习，我先仿造，我先买个东西拆了造，做着做着就做像样了，一旦做像样，我价格比你低。中国就是这么杀出一条重围的。

第二条是邓小平领导的党和政府的贡献，如果不把政策改过来，再多的低收入，成本有优势的人发挥不了，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说中国的成就是这三个力量的合围。第一我们过去的传统有贡献，留下了人口巨大的低成本要素资源，不光人便宜，什么都便宜，那时候深圳第一块拍卖地24万一亩，高兴得不得了，一亩地可以卖出24万，你现在想想都不能相信。所有要素都便宜，然后改革开放，组织变革、民营企业兴起，对外开放。

第三，中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肯学习，这三个东西加到一起，两个海平面就发生了很大对流，我们的产品就要出去，这是高速增长主要的命运。

我们是靠成本优势打进世界，但是成本的变量永远是个诅咒。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无论哪一本都是这个图，降到最低点都会调头向上，侧面看就是一个碗，每个企业都会遇到成本会上升的压力，商学院很多课程学来学去就是怎么控制成本，当成本上升的时候，你要有本事比你的竞争对手升得慢一点，你就有机会活下来，我们是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市场。

五、成本抬升，中国面临三明治难题

在40年的高速成长当中，我们的成本曲线重新调头向上，道理好简单，如果只有我们深圳在搞民营企业，全国的劳动力给你供，早年广东就是这样，永远一竖旗招工就有人来，等到民营企业普遍了，大家都招工，发现招工难了，要跑到当地去招了。

十几年前我到深圳调研，劳动局给我们讲的故事就很精彩，你跑到大凉山去招，好不容易凑过一个数招到深圳，分到企业第二天，跑了，为什么?边上的企业出价更高，那你想大家争着出价，成本曲线是不是要抬?这是市场形成的成本，到了最优点会往上升，劳动力大家争，土地大家争，优秀人才大家争，稀缺的原料大家争，争什么，什么价格就会上来。

更麻烦的是，我们还有个成本叫体制成本，法定的成本，大家都说人工升得很快，我查了一下数，在中国最高速增长的1995到2012这个区间，名义GDP就是不加指数不加调整的GDP涨了8.6倍，劳动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

什么长得最快?税收，16倍。非税收的政府收入18倍，法定的社保缴纳28.7倍，最厉害的是所有事业企业脚底下的地，我们的土地制度，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土地市场，是政府独家垄断一级市场，独家向市场供地的体制，这个体制的结果就是地价涨得非常快，64倍。

成本的压力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高歌猛进，大家不挣钱怎么会去拍地呢?怎么会去买房呢?但是今天的收入就是明天的成本，这块地买进来就是你的成本，这个房子住进去就是你以后收入的成本，所以经济发展，这个逻辑是好厉害的，我们慢慢就被这个迅速高涨的体制成本和市场形成的成本，慢慢就顶住了。

为什么顶住?中国开放有成就，新兴市场跟你学，印度就是比中国晚开了十年，前苏联是91年垮台，91年以后开放，越南开放，我们的邻居朝鲜也表示要开放，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收到成效了，只要有效果的事情，挡也挡不住。

他们也不一定学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没有商业秘密，不能申请专利的，你不就是把思想转换过来以后，大胆开放吗?整个战后发展中国家就是没算好这步棋，觉得以后国家独立就必须封闭，一开放就维持不了。

中国没有，有强大的主权，更有利于你开放，开放不会威胁你的主权，强化你的主权，所以跟进的很多，开放越晚，成本优势比我们越显著。现在印度什么价?越南什么价?你今天去这些国家看看，你就会想起1980年，1985年，90年代初期的中国，道理是一样的，这个逻辑不仅仅对中国起作用，然后发达国家还高高在上，平均收入增长很慢，但是一个资本一个技术，全球发动机。

马云这么厉害，为什么到纽约去上市?纽约才能融来这么多钱，纽约的钱也不是纽约的，全球集中到纽约去的。他就有这个影响力，然后他手里有新技术产品，一看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最受刺激的消息，雷曼倒台十年了，美国经济风云飘摇，可是苹果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可以让全球消费者通宵排队，这就是美国。

它是有很大的问题，可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还真不能小看。他的创新能力，引导新产品的能力，制造新潮流的能力，然后我们中国40年的发展，到了什么部位呢?上我们还没有够着天，下我们已经离开地，我们的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贵很多，但我们还没有很多独到性的东西，可以让全球消费者通宵排队来买中国的产品，这就是现状。

我们是个全球的三明治，把我们中国的夹在了中间，这个局面是有基本的结构决定的，不是说写一篇文章，写一个报告，造几个词就可以把架构改变的。我们不否认自己跟自己比，40年来取得了谁也没有想到过的成就，但是你放在全球格局看，我们远远没有到可以松一口气，可以自我评估百好，可以扬扬得意。

我们现在很麻烦，夹在中间，当年中国怎么逼发达国家的，现在后起的越南印度就在逼中国。而我们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如果从创新品质角度看，我们的竞争力还远远不够强。

六、新时代的中国突围

去年，在深圳做一次演讲，形成的看法就是中国面临一次突围。就是被三明治围住了，上台有东西盖着你，后头有追兵。这个仗打还是不打?突围能不能突出去，向哪几个方向突。这是我认为符合实际的一个调，如果这个围突不出去，我们的近况并不能让人容易乐观，因为40年高速增长积累了一大堆问题还没有解决，环境的压力、社会的矛盾，我们的整个集体当中大家只要看看社会新闻，除了蓬勃向上的一面，还有缺陷，这些问题如果经济上没有杀出重围，麻烦就会缠上中国经济，就会重新让我们进入一种被动战略的架构里去。

那怎么突围?抽象的概念讲，成本曲线是没有办法的，降下的成本总会往上升，我们能做的比别人降得更快一点，比别人升得更慢一点。如此而已，要对付成本的诅咒，重要的是要推出新的曲线，如果我做同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做，怎么会有前景呢?但是如果我做不同的东西呢?我有新的产品呢?再把产品线往下期推，这是长期产品线，把这些不断往下方产品线的切线画出来，就是一个持续长期向下的有竞争力的成本。这当然很抽象，具体说起来我们就是这么几个领域。

第一，我们是改革才有今天的，但是改革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规定了很多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落地。改革是突围的主要方向，大家看为什么现在改革大家有点没有力气可以使上去?多少年来的习惯，危机推动改革，日子过得好好的，大家谁也不想去碰既得利益。

但是我们面临一个思维算法的改变，你看我们这个民族，手上六个苹果丢了三个，谁也不干。但是说未来可以拿到八个苹果，很多朋友们就会说，在哪儿呢?本来可以拿到八个，结果由于我们有些动作不对头，只拿到了两个，不也丢了六个吗?可是多数人不这么算，我们认为反正那个没有拿到，不容易形成一个着急起来的共识，然后把难做的事情做下去。

我们还没有从机会角度分析机会改革，未来收益成本的关系，我们知道危机是会推动改革，未来一样，这个原理还会起作用，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理也会对中国起作用，由于延缓改革，你会诱发危机，会让我们进入被动的境地，可是这个主动改革，我们现在看来看去，真是跟80年代比，难度大多了，因为现在好改的都改完了，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

税收改这么快，中央文件前年说降成本，其中就要降低对制造业成本，其中就包括降税。可是措施，政策一制订一落实，到了底下企业说没感觉，很多企业说税收增加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光改税达不到效果，因为税后面还有一个生成结构是地方和中央。

税改以后，大头的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但是很多社会开支、民生开支责任还在地方，你要降税地方政府会揭不开锅，不是说地方政府都是深圳政府这么好，深圳的实力是全国少有的，很多地方揭不开锅，怎么办?所以他就会加强税收的征收，税率是降低的，但是过去应该收百分之多少，少五个点十个点，今天他把五个点十个点收够，所以到了企业层面，税收没有降低。如果不把财税改革提上日程，这个扣是很难用短期办法解开。

社保的问题一样，为什么社保缴费率这么高?因为我们传统社会主义没有留下一笔钱保工人退休以后的开支，我们都要靠年轻工人养老工人，那个前提是这个工厂永远不会关门，市场经济一来，国营企业也有可能关门，年轻工人有可能走了，这个厂可能都没了，那老工人过去做了贡献，那个支付在哪里?所以当年为了搞国企改革，急急忙忙重新建一个社保体制，没有加底，费率加得比较高，现在是两难，把费率降下来，将来这么多老龄化人口，未来的社会，这个保障不考虑?可是要考虑未来，当下的很多公司因为缴不起这个东西倒了，社保当前的压力也会增加，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已经讲到，把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拨付进社保资金，然后把当期社保的缴纳率降下来。

国有资本谁的资本?全国人民的，包括人民都做了贡献，用于全国人民的社保，名正言顺。而且可以让国有企业骄傲，替全国人民挣社保了。

但是真正操作的时候有难度，任何一块钱从我管的手里要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容易。这个事情就看着十八大、十九大一刀一刀在切，现在国企要上市，要切出一块来，30%。那今天这个局面，在贸易摩擦加剧的局面上，怎么往前推一步，这是深层改革，这要不改，面临这么一个冲击波，这个棋要走得下来，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开这个口。

第二，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怎么跟他应对?他加税，我们要不要加税?他关门，我们要不要关门?这是重大的考验，从情感来说，你欺负我，我怎么能让你呢?但是理性的考虑，怎么把这个棋走好，习主席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是纲领性的，用开放对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开放，这个棋是走对的棋，再有五年十年会把这个事情看得更加清楚，最近的应对，我的评价也是好的，你加税，我们把中国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我们是让中国的企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负担减轻，特朗普是加大负担。很多人会有担心，说我们开放，他保守，最后会怎么样?我的看法，一定是继续开放能赢。什么道理?

大家看这张图，全世界25万公民，全世界飞机的航路、高速公路，尤其管道，英特网，电缆线加起来就是这张图，全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网络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的边界挡不住很多活动。

特朗普加税，很多人说中美贸易战，这个词仔细推敲不够准确，特朗普第一战不是战中国，而是战中国在美国的公司。特朗普跟谁打?他首先要跟出了美国的美国公司打架，那你想这个架打下去，胜算在谁手里?

当然总统很厉害，美国很有意思，贸易的问题全权交给总统解决，不需要两院解决，所以特朗普表演了反复无常。但是他一定会赢吗?你给我加25%的税，我就乖乖给你交吗?不找替代吗?所以好戏还在后头，这张网底下，这张全球基础设施网告诉我们人类大量活动在跨边界，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一条，我们整天干的事就是跨越边界线，跨国、跨区、跨省。

我早晨一上班到北大教书就跨北京两个区，这是人类的活动特点。你把这个节点摁住了，这条线你封死，网络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可以到另外一条线上去，中国的产品也可以放到别的地方去生产，生产了以后放美国生产还收25%吗?你对全世界收25%吗?没等你收成，总统就下台了。

为什么我说开放的方略是对的呢?因为经过全球化洗礼的世界已经跟过去不同，高速公路修了六千四百万公里，铁路、公路尤其管道、海底。这是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远远超过军费。这是全球的航线，全球五万家飞机线在世界上怎么飞，这是所有的船，几十万条船在全球几大洋上，这是互联网。

开放贸易对保护主义抬头，从战略上看，从基本面看，会赢的。当然中间会有损坏，美国毕竟是个超级大国，毕竟是中国对外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一开始给你制造麻烦，第一个冲击波就会影响我们出口替代，因为你要寻找替代，转移重新寻找新的，搭建要有过程，这个过程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冲击，北京有好多研究机构做了运算，真正测算出来的冲击量，我们的GDP影响很少，影响大的就是心理影响大。因为这几十年是中美几十年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现在一翻脸，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要调整。

第三个突围，改革突围，开放突围，创新突围。什么叫创新突围?给同样的成本，生产效率更高的东西，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东西。所以很多北大出去考察的就发现，工资贵的地方，那些国家为什么花得好好的?不是工资贵就要死的，特朗普也没有完全弄懂这个道理。

美国工资是比中国高，工资高可以做工资高的事情，认真做了吗?你的转型力度够了吗?你炼钢铁炼不过中国，你可以弄点别的。所有公司永远不能在固定的，守恒的成本线上考虑问题。成本总要升的，我们忙来忙去就是忙收入，收入反过来就是成本，不能收入增长，成本还是那条线。

所以出路就是不断的创新，熊彼特概括的五种创新：新产品、新生产方法、信市场、新原料、新经济组织。

其中也包括改变现有产品品质，这个文章好大，我们走量，中国经济经得起考验，十九大提出要从高速增长转向有品质的增长，质量的增长，这可是新课题，我们最近一个课题在佛山这个传统制造业做了调查，很有收获，大有文章可做，不要被成本上升的势头吓着了，改善品质也是创新。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家庭妇女塑料袋上要封口装东西，封口机，就是一个电池发热，把两个塑料皮粘到一起。这个产品早就有，在义乌市场上九块九就能买一个，但是长期存在着品质的痛点。第一，热点就控制不好，时间短了，封不上，时间长了，塑料就化。佛山一家不大的公司，两个江西人带头就对这个产品下工夫。把痛点找到，消费者什么痛点，经销商什么痛点，产业什么痛点，卡在什么地方，然后一个关一个关攻下来，中间产生了11个国家专利，形成的产品市场上原来流行的是九块九，好一点21块，他的产品48块，卖到上百万个，成为公司亮丽的盈利点，因为消费者满意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毫不稀奇，但是只要在品质上改善，要市场有市场，要钱赚有钱赚，要公司欣欣向荣，就有欣欣向荣。

因为我们打了几十年，大家都在意对手，他的经验是不要在意对手，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用户身上去。我们跟竞争对手争什么?争用户的满意度，不要舍本求末，对手不做的时候我也不做，长期变成市场上产品质量低下，痛点消除不了。中国人收入是提高很多，可是买到很多产品，没有那么满意。

另一个故事也是很受启发，一个电饭煲把民族自尊心都唤起来了，都去日本买，价格十倍于我们。佛山一家企业，是雷军投资的，他们有共同的产品观和价值观，结果把日本发明电饭煲的这个人挖过来，然后组织了一个豪华梯队，全部是搞3C的，做手机的，来做电饭煲，所以他对精度要求，像手机的精度用这个要求去做电饭煲，最后外观、功能包括那个胆，过去传统外观300次就掉，它可以三千到五千次，然后那个缝隙0.1毫米。

它的经验是什么?真才实料做感动人心的产品，用这个产品的人永远感谢你，升维，我们在佛山看到很多，一般机械产品去看汽车产业怎么控制，汽车产业看航空产业怎么做。

升维之后降维，只要下决心一定可以做好，所以这一款为了达标，光练习烧饭就烧了20多吨米，最后才上市，拿到日本卖，日本的工程师也很有意思，我要在中国做成电饭煲，卖到日本去。

日本有一家电视台配合他们的产品营销，做盲测，日本消费者蒙起来看哪一个好吃，十个人有六个说我们小米这边的更好吃。中国的产量已经没问题了，品质革命是非常值得发起的革命。

我再讲一个故事，木质沙发，92年开发出来的一款产品，一直卖到今天都是热销品，我们请教这里有什么名堂。这个老板说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定下一条，我们不赶时髦，我们要做耐用耐看的产品，这个产品卖到现在，热销。

一款产品卖几十年，它的质量能差吗?不会差，而且对环境、对消费模式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绿色，干吗来回换东西，扔东西?一个是时髦性，还有中国制造的很多产品不耐用不耐看，很快就扔了造成环境压力。

我们在佛山还找到一个冰箱，科龙，现在还在用，34年好好的，照样制冷，当然看上去差一点，耐看不够，可是耐用。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一个冰箱用34年，等于给人家涨了工资，增加了他的收入，可以买更多别的东西了。

我找了世界工业史上很多产品耐用耐看的，阿司匹林，1899面的产品还在卖。日本1936年一个医学博士发明的这个改善消化能力的水，几十年不变样，从一开始就这个瓶，就这个尺寸，当时菲律宾有六万人通过facebook要求他加大量，他们不理。然后舆论很汹涌，最后出来回答说，这个尺寸正好，多了其他杂菌会进去。卖到现在，2002年进中国的，中国这么多奶企业，你去看哪一个超市，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座各位如果做财务账，算算看这才叫单品爆品，一爆爆了几十年。

可口可乐不用讲了，就是一个配方，改改瓶子形状，一百多年的生意。我再讲个文化产品，80年代西伦敦演出一个音乐剧CATS，结果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个地方演，一直演到2001年，演了20年，在西方世界演了7500场，翻译25种语音，在非英语国家演了9千多场，两代演员都演这一个戏，就写了一个本子，所以品质的问题，耐看耐用学问很大，潮流一直在变，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看几十年还好看?

我们在佛山就把这个作为研究题目，到处请教，到底什么样的东西耐看耐用，不要年年换。这个对品质的提升、对资源、对抗成本诅咒，意义是全方位的，也是品牌。几十年一个东西，几代人一用，口口相传。

我再讲瑞士的启发，有机会应该跟特朗普讲讲这个故事，人家是81000美元人均GDP，高品质不怕高工资，不是高工资就一定斗不过低工资，这个逻辑不成立。

瑞士的失业率，2.3%，比我们国家报告失业率还要低，高工资低失业率靠什么?靠不断对他的人力投资，技能、知识、精神，瑞士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形成了世界竞争力第一的国家。

瑞士原来是精密制造，制表，后来日本、香港、大陆的表起来以后，差不多全军覆没。这个企业家领军瑞士精密制造业绝地反弹，找到了精密技术和艺术和时尚结合，最后这个表越做越好。现在全球前十个最优秀表的公司，七家瑞士的，这个企业家已经去世，你去瑞士，他要出来竞选总统，没跑。

他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收入是高了，我们的成本比印度、越南高了，我们做高了的东西，做更新更好的东西，照样有立足之地。所以全球化这个逻辑，美国要反省的是这些方面，他的高等教育很成功，可是读书最辛苦的很多都是外国的移民。中国留学生知道，很多科目他们不懂了，他们进入舒适区，不想那么费劲了。美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要管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的收入还会提高的，在座各位的好公司收入就是高的，华为的工资就是高的，高工资不等于没有竞争力，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把成本曲线不断的向右前方推，要不就是更新，要不就是更好。

关于民营企业，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当年有一个教授要张罗一个研讨会，我的一篇论文翻译成中文叫《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回顾了邓小平做对了好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已经介绍过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体制里头，给了民营经济一个合法地位。这是邓小平做对事情当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后这个东西没有改变，国营企业改革前有，改革后也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改革后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企。所以才有第二大，如果没有民营企业，我不认为中国有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民企不是水平来看占GDP多大比例，纵向来看，没有民企就没有多种所有制，没有多种所有制就没有市场基础，没有市场基础，你怎么去改革国有企业呢?怎么去消化国有企业改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呢?下岗工人哪儿去?

所以民营企业在中国，不是今天占多大比的问题，是纵向逻辑上，它是个发动机，是个牵引单位。所以民营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同样至关紧要。

下面我理解一下，为什么民营企业厉害。是民营企业家不犯错吗?是民营企业家都是神吗?料事如神吗?做决定都对吗?是民营企业家对市场上、社会上种种诱惑抗拒能力更强吗?

我想答案都是否定的，国企领导人会犯错，民企领导人也会犯错，政策做产业政策会出错，民企选项目也会出错，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民企这个体制，它背后的支撑机制不一样，民企不是财政供养，做错了事情你自己要负责任，竞争的市场上你要承受淘汰，民营经济的学习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你可以不好好学习，但是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保证你待在舒适区，财政供养力量不同。

财政供养力量就是到那一天就知道到哪里可以领钱。市场供养的力量也是那天领钱，但是他不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领到，只有去市场上搏击，这个机制让民营企业有力量，现在整个国际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民营企业家的状态就对中国国民经济状态至关重要。

信念怎么样，最近我是看到不少，因为我也认识不少企业界的朋友，犹豫的，焦虑的，好多坏消息同时来，招架得来，招架不来。还有一点，已经不像当年创业的时候，不是吃不上饭了，都是有一定的能力，有很多企业都是所谓有了财务自由，那还打不打这个仗?

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健康发展，第一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一个教书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劝你们，我只想说，谁要今天放弃，将来有很大的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后浪推前浪，中国的人口不光是消费人口多，市场厚，中国要干事的力量也很厚，就看看这几十年，中国的厉害就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两家民营企业身上，永远是一个浪潮后面还有浪潮，后面再有浪潮。

最近刚宣布的全国民企的五百强，大家看了那些书，你知道民企的整体实力大大上来，再有五年十年，中国的民企一定是万亿级的，现在是五千亿级有好一批，再有五年十年，万亿级。到那时候说曾经有机会，但是你放弃了，那个难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比的。

所以我的看法，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再困难也要想清楚，你困难别人也困难。今天所有讲的困难，流行讲的各种数据、消息，对所有人都一样，谁坚持久，谁就有希望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当中做出一份他应该有的贡献。

我相信深圳，深圳的民企像过去40年一样，会在过去这种艰苦环境下，冲破重围当中继续发挥作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