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斌圣：中美贸易战要往远处看

这个夏天，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7月初，双方各自对34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收取25%关税，后又增加160亿美元。几天后，特朗普宣布将再对2 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收取10%~25%的关税，以后甚至可能对所有5 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一次，商务部并未以同样额度进行回应，只是说我们坚决反对，并将进行“必要反击”。

作为晴雨表，股市“跌跌不休”。8月初，特朗普得意地在推特上表示，从3月份宣布贸易战以来，中国A股跌了27%，而美国股市依然坚挺。虽然有人核算后说实际跌幅不到20%，但之前的某种乐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底气，显然有些不足。

在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对未来有所判断。就像孙正义说的，“眼前迷茫的时候，尽量往远处看”。而且必须要意识到，美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而贸易争端只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抓手，背景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对崛起的中国以及随之而来与美国全球抗衡的高度不安。

虽然美国国会有意限制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的权限，但总体而言，在通过美国国内法301条款，打击“中国制造2025”，阻碍中国成为全方位竞争对手这一点上，美国朝野上下达成了高度共识，一时难以改变。当年，为压制日本制造业，美国在1985年与日本达成《广场协议》，通过日元汇率上升等一揽子交易，间接促成日本资产泡沫在1991破灭，带来“失去的20年”。

中方希望通过谈判去避免这样的结果。从目前来看，美方对中方有4条主要诉求：1.摈弃重商主义，大幅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开放更多市场;3.减少行政干预，尤其是对国企的特殊待遇;4.停止不公正获取美国技术。

第一条可以用更多的美国订单，尤其是波音等大额采购去帮助平衡。由于美国禁止不少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而其他产品(除农产品)又竞争力有限，虽会有改良，但短期内不会有质变。

第二条开放市场则已经启动，《人民日报》公开欢迎谷歌回归中国，特斯拉被允许以独资形式在上海临港设厂生产。这在贸易战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就坚决反对汽车行业有开放时间表。同样，在WTO框架下，中方也成功避免了金融行业的开放时间表。这就是为何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认定，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协议，而现在他们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多边框架。

第三条，要中方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弱化指导性强烈的产业政策，对民企和外资一视同仁，停止对国有企业的倾斜和补贴，在国内引起了复杂的反应。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如果贸易战能“倒逼”国企改革，让市场而不是产业政策去驱动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另一些人，从中兴事件得出结论，唯有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扶持国家队，才能像京东方在面板领域一样，在关键领域死磕过关，补齐短板。在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后一种观点目前显然是主流。

至于获取美国技术，相信会达成某些协议，中方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弱化对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不再要求跨国公司提供源代码等关键信息，或者要求制造企业逐年增加国产化率等。这些改变虽然会减慢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速度，但我们可能会透过其他渠道、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合纵连横方式缓解。

贸易战只是中美双方进入全面竞争的一声发令枪。这场竞赛以及伴随的摩擦，将是21世纪的主旋律之一。“风物长宜放眼量”，有所妥协和隐忍，是一种智慧，如同肯尼迪说的：“绝不因惧怕而谈判，但也绝不惧怕谈判。”

▲由于中美贸易战，美国货轮“飞马峰号”载着7万吨大豆在海上开足马力一路狂奔，希望赶在大豆关税提高落地前抵达中国

周其仁：既然改革这么难，干脆不改了行不行?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本文摘选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飞机一落地广播就提醒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许小年：后工业时代创新者胜

改革开放40周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今，中国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这个变化是我们今后在思考国家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企业未来方向必须认识到的一个转折。

中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都和工业化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是资本积累放慢。在工业化时期，总是伴随着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就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概是2倍于GDP，所以在工业化时期，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放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基本和GDP同步，它已不再肩负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中国经济工业化程度的任务，而是从增量变成了替代存量。

第二是产能的普遍过剩。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供应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除服务业因为政府的行政管制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之外，在制造业、竞争性行业，我们看到的全是供大于求。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两个问题：

首先是宏观政策失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拉动需求，主要拉动的是投资需求。比如，由商业银行提供低息的贷款，刺激企业投资;由政府增加财政开支，小部分用于民生，大部分搞基建去拉动投资。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你刺激投资越多，过剩产能越多。这样一来政策就失去作用，你不能再拉动投资需求。2008年，国家拿4万亿元出来，还可以投资高铁。但到了现在，政府想花钱也不知道往哪儿投。近期，中央把棚户区改造也停了，因为这几乎没有投资收益。

其次是传统制造业普遍发生了经营困难。这个经营困难就是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企业应收账期在拖长，反映出销售方面的困难。应收账款在拉长，库存在增加，企业找不到新的业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激烈地争夺市场现有的需求订单。

这两个问题，是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所面临的新挑战。这个时候，政策方向以及对企业的引导，都是创新。现有市场已经饱和，各行各业都是产能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去开创一个新的市场，二是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推出新的产品，你推出新的产品就是为你自己创造新的市场。

企业在后工业化时代，不是靠资源整合能力和生产规模寻求企业的发展，而要靠创新。企业要用新产品和新技术开拓出新的市场，在原有的市场上你很难再有所作为。所以，制造成本控制，已经不是今后发展的关键，研发、创新取而代之。未来，企业要依靠创新，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现有的市场份额，为自己创造新的市场。

如果企业能够创新，效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就具备了。这样一来，今后宏观的经济增长，不再是政府政策主导，而是企业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

这要求，政府不能依靠过去刺激需求的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而是配合企业促进创新，这也是最近几年谈供给侧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动力，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

在后工业化时代，国家经济和企业的希望，都在于创新。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甚至包括了公司文化的创新。创新的两条路径：一是研发新的技术，二是用好现在市场上唾手可得的技术，提升效率。

目前，有不少企业开始努力地从制造转向研发，从成本控制转向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但在面对多变的经营环境时，不少企业也在焦虑。

这一批企业需要首先明确两点：第一，市场、客户、员工才是你一直需要关注的;第二，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不变的是要打造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客户不断地去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