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下,改革、创新与企业生存
商界湖南 2018-09-05 17:06:02

滕斌圣:中美贸易战要往远处看

这个夏天,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7月初,双方各自对34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收取25%关税,后又增加160亿美元。几天后,特朗普宣布将再对2 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收取10%~25%的关税,以后甚至可能对所有5 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一次,商务部并未以同样额度进行回应,只是说我们坚决反对,并将进行“必要反击”。

作为晴雨表,股市“跌跌不休”。8月初,特朗普得意地在推特上表示,从3月份宣布贸易战以来,中国A股跌了27%,而美国股市依然坚挺。虽然有人核算后说实际跌幅不到20%,但之前的某种乐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底气,显然有些不足。

在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对未来有所判断。就像孙正义说的,“眼前迷茫的时候,尽量往远处看”。而且必须要意识到,美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而贸易争端只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抓手,背景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对崛起的中国以及随之而来与美国全球抗衡的高度不安。

虽然美国国会有意限制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的权限,但总体而言,在通过美国国内法301条款,打击“中国制造2025”,阻碍中国成为全方位竞争对手这一点上,美国朝野上下达成了高度共识,一时难以改变。当年,为压制日本制造业,美国在1985年与日本达成《广场协议》,通过日元汇率上升等一揽子交易,间接促成日本资产泡沫在1991破灭,带来“失去的20年”。

中方希望通过谈判去避免这样的结果。从目前来看,美方对中方有4条主要诉求:1.摈弃重商主义,大幅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开放更多市场;3.减少行政干预,尤其是对国企的特殊待遇;4.停止不公正获取美国技术。

第一条可以用更多的美国订单,尤其是波音等大额采购去帮助平衡。由于美国禁止不少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而其他产品(除农产品)又竞争力有限,虽会有改良,但短期内不会有质变。

第二条开放市场则已经启动,《人民日报》公开欢迎谷歌回归中国,特斯拉被允许以独资形式在上海临港设厂生产。这在贸易战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就坚决反对汽车行业有开放时间表。同样,在WTO框架下,中方也成功避免了金融行业的开放时间表。这就是为何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认定,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协议,而现在他们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多边框架。

第三条,要中方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弱化指导性强烈的产业政策,对民企和外资一视同仁,停止对国有企业的倾斜和补贴,在国内引起了复杂的反应。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如果贸易战能“倒逼”国企改革,让市场而不是产业政策去驱动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另一些人,从中兴事件得出结论,唯有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扶持国家队,才能像京东方在面板领域一样,在关键领域死磕过关,补齐短板。在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后一种观点目前显然是主流。

至于获取美国技术,相信会达成某些协议,中方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弱化对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不再要求跨国公司提供源代码等关键信息,或者要求制造企业逐年增加国产化率等。这些改变虽然会减慢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速度,但我们可能会透过其他渠道、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合纵连横方式缓解。

贸易战只是中美双方进入全面竞争的一声发令枪。这场竞赛以及伴随的摩擦,将是21世纪的主旋律之一。“风物长宜放眼量”,有所妥协和隐忍,是一种智慧,如同肯尼迪说的:“绝不因惧怕而谈判,但也绝不惧怕谈判。”

▲由于中美贸易战,美国货轮“飞马峰号”载着7万吨大豆在海上开足马力一路狂奔,希望赶在大豆关税提高落地前抵达中国

周其仁:既然改革这么难,干脆不改了行不行?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本文摘选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飞机一落地广播就提醒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许小年:后工业时代创新者胜

改革开放40周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今,中国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这个变化是我们今后在思考国家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企业未来方向必须认识到的一个转折。

中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都和工业化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是资本积累放慢。在工业化时期,总是伴随着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就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概是2倍于GDP,所以在工业化时期,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放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基本和GDP同步,它已不再肩负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中国经济工业化程度的任务,而是从增量变成了替代存量。

第二是产能的普遍过剩。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供应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除服务业因为政府的行政管制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之外,在制造业、竞争性行业,我们看到的全是供大于求。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两个问题:

首先是宏观政策失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拉动需求,主要拉动的是投资需求。比如,由商业银行提供低息的贷款,刺激企业投资;由政府增加财政开支,小部分用于民生,大部分搞基建去拉动投资。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你刺激投资越多,过剩产能越多。这样一来政策就失去作用,你不能再拉动投资需求。2008年,国家拿4万亿元出来,还可以投资高铁。但到了现在,政府想花钱也不知道往哪儿投。近期,中央把棚户区改造也停了,因为这几乎没有投资收益。

其次是传统制造业普遍发生了经营困难。这个经营困难就是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企业应收账期在拖长,反映出销售方面的困难。应收账款在拉长,库存在增加,企业找不到新的业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激烈地争夺市场现有的需求订单。

这两个问题,是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所面临的新挑战。这个时候,政策方向以及对企业的引导,都是创新。现有市场已经饱和,各行各业都是产能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去开创一个新的市场,二是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推出新的产品,你推出新的产品就是为你自己创造新的市场。

企业在后工业化时代,不是靠资源整合能力和生产规模寻求企业的发展,而要靠创新。企业要用新产品和新技术开拓出新的市场,在原有的市场上你很难再有所作为。所以,制造成本控制,已经不是今后发展的关键,研发、创新取而代之。未来,企业要依靠创新,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现有的市场份额,为自己创造新的市场。

如果企业能够创新,效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就具备了。这样一来,今后宏观的经济增长,不再是政府政策主导,而是企业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

这要求,政府不能依靠过去刺激需求的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而是配合企业促进创新,这也是最近几年谈供给侧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动力,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

在后工业化时代,国家经济和企业的希望,都在于创新。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甚至包括了公司文化的创新。创新的两条路径:一是研发新的技术,二是用好现在市场上唾手可得的技术,提升效率。

目前,有不少企业开始努力地从制造转向研发,从成本控制转向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但在面对多变的经营环境时,不少企业也在焦虑。

这一批企业需要首先明确两点:第一,市场、客户、员工才是你一直需要关注的;第二,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不变的是要打造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客户不断地去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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