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政商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清和亲，第一要清楚，第二要亲密。

■文/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改革开放40年来，政商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政代商阶段。1993年之前，没有公司法，根本无所谓“商”。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2012年。这20 年里，国家陆续颁布了250多项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条例，市场经济的规则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市场经济中大量出现寻租事件，也出了若干贪腐大案，甚至导致一些地方的权力塌方。

第三个阶段是在十八大之后，政商关系开始进入“厘清”阶段，把政、商两条道搞清楚，挣钱的人就不要想去做官，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

“厘清政商关系”的好处是，让各自的选手进入各自的轨道，二者别老搅在一起。

所谓政商关系，又包含3种关系。

第一种是企业家和体制、政策、法律的关系。企业家离不开体制、政策、法律的环境。从小的方面讲，某个领导的讲话，都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比如开亚运会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广告一律要拆，企业就得把户外广告拆了。你说不拆，他让你拆，最后你还是得拆。所以权力拥有者的决定也是企业的环境。

第二种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最近一直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性质非常不同，处理不好会出问题。民营资本有普遍性，国有资本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权力的关系不一样。在法律上，有一套法律来单独规范;在管理上，有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

所以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很困难。举个例子，一家想出售的企业资产值1亿元，如果是普通的民营企业，开个董事会，大家都同意卖掉那就卖了，哪怕亏了 3 000万元，自己认就行了。但是国有资产不行，国有资产的处理，1分钱都不能损失。稍不留神就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事情就大了。

我们曾经碰到过一笔交易，经过评估，公司可能值10亿元。国有资产部门有一条规定，要找5个人，背对背再投一次票，看它值多少钱。这5个人都得往上投，谁也不敢说10亿元。万一只卖了10亿元，他们可能就有风险。于是5个人在投票时都上浮，上浮10%，甚至15%。上浮之后就没人买了。没人买了也不管，就放那儿，放了一年两年，可能只剩下7亿元。再一评估真值7亿元，但他们一投票还是10亿元。所以，混合经济在很多事情上面临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混合，是政商关系中挑战智慧的一个方面。

第三种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历史上，这种关系大体有3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钱权结盟，“我给你钱，你替我办事”。这种关系基本上都会死掉，企业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用这一套，一定会碰到过不去的坎，然后死掉。

第二种是企业家埋头做企业，不管外界的一切。当然，用这种处理方式的中小企业也能活。

第三种，像鲁冠球、荣毅仁，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企业家，在台湾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企业家自觉地在这个基础上，替党替政府替社会创造价值，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活得好，也做得大。

现在中国依然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在思考自己企业利益的时候，能够把它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一起，把党和国家、社会的利益，民族发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智慧的。

总之，现在的政商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清和亲，第一要清楚，第二要亲密。不能说因为清楚了，就不亲密。

[编辑 吴梦涵 E-mail:sjplwmh@163.com]